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学校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胡晓槐（1924-2022），原名胡荫，江苏淮阴人。1943年考入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4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党委书记、局长，天津市人民政府顾问，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常务理事等职。2003年7月26日，胡晓槐在天津接受上海交大党史工作人员采访时，讲述了在交通大学的求学经历，参与交大学生运动时和曹炎、郑太朴的交往，与胡国定一起建立党的地下交通站的经历，以及领导天津城建的工作体会。 

良师熏陶，奠定基础

我出生在江苏淮阴，16岁时就到了上海，在上海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读了三年。扬州中学师资优、教学严、学风好。我从小基础相对薄弱，要是没有上扬州中学，也就不可能考进交大。求学扬州中学期间，可能由于教室不多，我们去教室上课就像去电影院看电影。怎么说呢？一间教室有三个班级轮流上课：早班上午7点到11点；午班上午11点到下午3点；晚班下午3点到7点，每个班上4节课。我们是轮流转的，早上7点钟进教室上课，11点钟下课，回家自习，接着又等午班，就跟人们看电影一样的。

当时上海各大高校是自己出题目，自行录取。交大入学要求很高，题目蛮难的。能考进交大的，都是来自几个好的中学，比如苏州中学、扬州中学、南洋模范中学等。1943年，我被交通大学土木系录取。我们班有30个学生，我成绩排在中等。前2年在法租界绍兴路中华学艺社上课。交大一、二年级课程多，考试多，比较紧凑，也非常严格。相对来说，三、四年级课程简单一点，上课认真做笔记，课后复习，考得还不错。我大学后期经常参加学生运动，成绩不如以前那样优秀。

大学时期的胡晓槐

抗战期间，交大土木系分成铁道工程、构造工程、市政工程、道路工程四门。抗战胜利后，为了配合建设需要，各项课程逐渐增加。四年级时学生要分组，近似于现在的分专业。土木系有市政门、道路门、铁道门、水利门和结构门。我入学前就对水利感兴趣，便选了水利门。我选修的水利门相关课程有海港工程、河工设计、水利计划、运河工程、水文分析、污水工程、热机学等。

当时上海的一些报纸比如《新闻报》《申报》，用社会上捐助的钱设立奖学金，我曾经拿到了《新闻报》设立的青树奖学金，靠这些奖学金支付学费、书费等。此外，因为家境困难，我就去当家庭教师或者办家庭夜校，赚取一点生活费。

学习之余，我想多参加一些学生工作，锻炼自己。1946年，我担任了水利系的班长、系科学生代表。同时我又是“创社”会员，“创社”由贺鹏年、贾俊祥于1945年发起，宗旨是“砥砺学行，联络感情，服务同学”，主要活动是组织读书会、座谈会，每半月一次，纵谈校内外、国内外形势和人生道路等，内容广泛。

交通大学很有名，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也都非常有名，比如王之卓、王达时、徐芝纶、王龙甫、刘光文等，好几位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些老师知识渊博，热爱教育事业，讲课也各有风格。有的老师使用国外的教材；有的老师不用教材，就靠讲义，讲义写在黑板上，我们记笔记。王之卓老师当过工学院院长，教大地测量，他讲课非常有条理，我们一听就懂。王达时老师是交大复员上海后土木系的系主任。他为人谦和，待人真诚热心，后来担任了同济大学的副校长。刘光文老师研究水利，后来担任了南京河海大学的教授；徐芝纶老师和王龙甫老师是研究结构的；张有龄老师曾任机械工业部设计研究总院高级工程师。

徐芝纶老师是水利界权威，他给我们上水利、水文学课，不用任何教材，用自编的讲义。讲课开门见山，不讲一句可有可无的话，甚至不讲一句重复的话，一到黑板前就能接着前一课的内容滔滔不绝往下讲，使我们大为惊服。他讲课的内容丰富深刻，分析深入透彻，语言精炼流畅。每一次讲课，都是一篇很好的演讲。我觉得听他的课就是一种艺术享受。当时徐老师住在交大对面，房子挺破旧的。他家人比较多，生活也比较困难，一家的生活单靠交大的工资已经难以养家糊口，他只能四处奔波兼职、兼课。徐老师讲课质量高、效果好不仅在交大有名，而且在整个高等工程教育界也很有名。因为他教书教得好，很多学校都请他，所以他一周6天在各大高校兼职，2天在上海，2天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2天在杭州的浙江大学。

水利工程学教授徐芝纶

即知即行、实干苦干的曹炎

解放战争时期的交通大学是上海学生运动中的“民主堡垒”。抗议美军暴行、声援“二九”惨案、护校运动、声援“五二〇”惨案等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

1945年9月底国民党搞甄审，认定沦陷区专科以上学校为“伪学校”，学生须甄审合格后才能承认学籍。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学生们开展“反甄审”运动，从那时开始我就参加交大的学生运动。当时学生自治会有“两周”：周盼吾是学生自治会主席，周寿昌是副主席。周寿昌原是交大沪校学生会主席，他功课好，待人谦虚，在学生中威信比较高，但是有时做事不够果断。周盼吾原是交大渝校学生会主席，他非常有魄力，敢于拍板一些事情，并且与管理学院院长钟伟成教授关系较好。他们两人性格不同，但是比较团结，配合得非常好。

1947届电机系毕业生、烈士曹炎

我和曹炎一起做管理食堂等学生工作，经常接触，很熟悉。曹炎为人热情，对工作也充满热情，像“一团火”。交大学生膳团曾一度被国民党三青团把持，后来由学生自治会接办食堂，组织积极分子担任膳团管理干部，曹炎被选为伙食委员，他与服务员、校工、炊事员等关系非常好，一起和其他委员帮助工友。当时交大食堂有两个，一个是国立上海临时大学办的，另外一个是重庆交大办的，在一个餐厅里。“反甄审”斗争胜利后，两个食堂就合在一起办了。食堂由学生主持，账目由学生监管，买菜等由校工去做，发扬民主，实行账目公开。当时物价飞涨，条件异常艰苦。他带领其他委员努力改善学生伙食，热心为同学服务，学生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学校有2000多名学生，没有因为吃饭等问题闹起来。当时的伙食主要是黑面包，切成块，一人一块，再给点汤。好的时候有些奶粉，有的时候发点米饭，菜汤。1947年元旦，上海学生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示威游行，以曹炎为首的“知行社”成员承担了宣传和总务工作。之后，交大学生组织了十多支宣传小队到各中学宣传。有的宣传队很晚才回校，曹炎仍等候在食堂，为同学们端上热乎乎的汤菜和面包。

1947年5月，交大开展护校运动，3000名学生组成“晋京请愿团”到南京请愿，系科代表大会公推曹炎为总务部负责人。曹炎昼夜苦干，带领知行社同学一起工作，动员炊事员，借用暨南大学伙房，做了热饭热菜送到在站台上等车的同学们手里，还不间断供应茶水。他甚至把自己担任教师兼职所得到的收入全都补贴了伙食经费。此外，他从救济总署弄来一批黑面包，帮助解决了请愿过程中的粮食问题。

护校运动中核心成员有周盼吾、周寿昌、张公纬（余力）、丁永康、胡国定、丁仰炎、谭西夷（秦亦山）和我，其中，我分工负责后勤，主要工作就是筹集经费。我先去容闳堂找吴保丰校长，然后再找总务长季文美老师。季文美老师开了一张200万法币（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两万元）的支票交给我，我把拿来的支票折现，交给邬娴容保管。护校运动中用的车钱、面包钱，都是从这里开销的。护校运动开始，经学生自治会安排，由愚公社负责交通组，他们通过学校附近华山书店金老板和吴保丰校长的关系，从搬场公司租来57辆大卡车，有人以为是别人赞助我们的，其实都是学校出的。

追求民主、鞠躬尽瘁的郑太朴

我跟郑太朴老师相识的时间不长，但是他谦和敦厚、教学严谨、诲人不倦的长者风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45年10月郑老师随交大复员返沪，当时经济非常困难，他穿着布长衫、脚蹬布鞋，头发也乱糟糟的，戴着眼镜，说话挺慢的。我认识他是由于曹炎的引见。当时我代表上海的学生和他见面，郑老师也通过我了解上海学生的情况。他住在学校新中院二楼的一间朝北小屋，光线很差，陈设更简单，一张床、一张小书桌和两把椅子，面积也就10平方米左右。

当时，郑太朴是数学教授，吴文俊是他的助教。他教学十分认真，对师生极为关爱，深受大家爱戴，是交大为数不多的民主教授，不时列名在报纸上民主人士的宣言中。他对整个民主运动（包括校内的学生运动）的支持，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他与交大学生会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曹炎和我。我们经常去找他，他可说是有求必应的。

数学教授、烈士郑太朴

郑老师对交大学生运动的支持可分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来说。每次斗争过程中，他总是十分关切地找学运负责人谈话，探询发动的经过和发展的趋势。凭着他过去的斗争经验，恳切地提出建议，孜孜不倦地指导，常常和同学谈到深夜，从不感到厌烦和疲倦。因过去受过刺激，他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每晚必须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然而，他从不顾及个人健康，总是尽力来帮助同学，协力推进民主运动。同学有什么困难，也只有找郑老师帮助。当时学校开设社团活动，通过郑老师的关系，邀请校外一些文化名人，如黄炎培、马寅初、雷洁琼、施复亮、李平心等来校讲演。此外还请文艺界的一些名人，如秦怡、周小燕来搞晚会，做节目。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交大学生社团没有钱，也不提供接送，被邀请者都是自己坐车来学校的。除了精神方面，郑老师还有不少物质方面的支持，也可以说物质方面支持更大。每次学生运动的经费，不少是由郑老师不辞辛劳、外出奔波向工商界的朋友或者爱国民主人士募集而来的。经手捐款事项的学生是左东启（后任南京河海大学校长）。

郑老师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他是民建的，但是他曾多方募捐，支持交大学生运动，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做了很多事，跟一个共产党员没有两样。郑老师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他们给交大施加压力，迫使交大于1947年7月将他解聘。离开交大后，他先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花园坊一位友人处借到一个小亭子间，后来得到他学生的帮助，迁到愚园路蝶村。8月底，郑老师由马寅初推荐，在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并兼朱葆三路（今溪口路）分部主任，才解决了生活问题。当时，他通过贾业鹄（他是1948年由我介绍入党的）和左东启，继续给交大学生运动提供帮助。

1947年，由于我被列入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嫌疑犯”黑名单，组织上安排我和另外几个也暴露身份的学生地下党员迅速转移。我是在5月30日大逮捕期间离开交大的，党组织派我去浦东川沙工作。我在交大的名字是胡荫，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离开学校后改名为胡晓槐。据我所知，交大档案馆至今保存着1947年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政工处开列的拘捕学生名单，包括周寿昌、张彭宝、朱发稼、丁永康、马美丽、程志远、钱叔文、朱启瑞、朱葆成、胡荫、雷天岳、叶公毅、周盼吾、方熊、钱存学、张公纬。

1947年5月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开列的计划拘捕学生的名单

1948年初至同年7月，经组织安排，我回到上海，在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做郑太朴老师的助教，教微积分课程。此外，我还负责安排这所学校的全部教学课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分部在外滩附近的朱葆三路开设日校和夜校。许多名人在那兼职教书，比如马寅初、李平心等。当时我受上海学联党组织领导，负责和上层人士的联系，而郑老师是联系工作的主要桥梁，学联的主要活动都由我事先告诉郑老师。这当中发生了反美扶日运动。6月5日，上海学生举行反美扶日示威大游行，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分部是个重要的集中点，有五、六百大中学生云集，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当时军警在朱蓓三路两头荷枪实弹，还加上机关枪，将学生的游行队伍围堵在分部门口。那天郑老师冒着极大危险，坐了小轿车来到我们中间，和我们共同战斗。在现场，我多次劝他离开，他坚决不肯，直到学联领导通知我“游行停止，以防重大伤亡”，我转告学运领导人后，郑老师才离开。

1948年10月，郑老师与药物学博士王雪莹（后任化工部顾问、全国政协常委）结为夫妻，住在愚园路王雪莹的房子。后来，由于在上海已不安全，郑老师到了香港。他憧憬新中国，向往新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担任民建常务理事的郑老师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起身北上参加新政协，从上海乘船取道香港途中，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积劳成疾，在北上的船上去世。他去世的原因不明，胡国定猜测可能是心脏病发作。郑老师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令人无限惋惜。

战斗在中共地下交通站

1948年7月到1949年天津解放前夕，我有幸作为一名秘密交通员，和胡国定一起参加了党的地下交通站工作，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一段经历。交通站负责人胡国定是交通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后来去南开大学才搞数学研究。我们都是1947届的。在学生运动中，我们并肩战斗，配合默契。胡国定父亲是保险公司经理，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把所有家产全部捐给党组织。胡国定本人参加学生运动比较早，护校运动中，他作为学生代表经常和吴保丰校长联系。

胡晓槐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左起：陈泓、胡晓槐、孙萍）

1947年，南方党组织派陈赓仪（原上海市学联主席）到天津，传达了建立交通站的指示。当时胡国定经陈省身先生介绍，并得南开大学教务长吴大任推荐，到南开大学数学系当助教。陈赓仪与胡国定在上海时，就有组织关系，所以这个交通站主要通过胡国定与上海地下党挂钩，进行输送。由我和从解放区派来的经验丰富的老交通员孙大中协助胡国定开展工作。

我们首先开辟了从上海到天津的地下交通线。从上海到天津，主要靠坐轮船，要走差不多两天。第一天晚上在上海上船，在海上要经过两宿，第三天中午才到天津。此外，交通站还开通了经静海、唐官屯、青县、沧县到泊镇的交通线。后又开辟了从天津到冀中解放区的另一条交通线。交通站建立了与解放区十分严密的联系方式，对经交通站去解放区的人员，交通站要交代暗语，还要发给一张”路条“，即国民党银行新印发的小额法币1万元。到解放区的人员要对接暗语，还必需交验“路条”，查对号码，这样既保证了交通线的安全，又有效地阻止了敌特分子混入解放区。这个交通站，经过我们掩护并输送到解放区的先后有上海、南京、杭州、武汉、湖南、四川、北京、天津的地下党员、中国民主青年联盟成员、进步群众，累计达400余人之多。其中包括知名人士楚图南、王冶秋、李何林夫妇、闻一多家属等人，从来没有出过任何意外。

1948年10月，上海地下党又通过姚欣茂（董辉）去冀东解放区建立新的地下交通线，从上海经天津，输送爱国人士和技术干部至东北解放区。我和冀东区党委、天津工委于文同志建立联系，因为临近天津解放，输送人员不多，只十来个人。

我与天津城建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参加接管国民政府的天津工务局，就是后来的天津市政府建设局、市政工程局。我在天津生活、工作了50多年，主持了1958年的海河改造工程，两年建成，解决了天津市400万人饮用水源、污水处理、农田灌溉等方面的问题；主持了1963年的抗洪救灾，大港卫星城石化基地的规划与建设；参加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城市基础设施恢复与重建，完成了天津城市道路交通规划中的以“三环十四射”为代表的城市快速干道系统建设；1982至1985年主持建设了全国第一座大型污水处理厂——纪庄子污水处理厂等一批重点市政工程项目。工作中，我干过工业、农业，还参与建设大港区石化基地、电厂、炼油厂。我总是这么认为，人都是要经过磨练的，困难就是困难，勇于面对，我们都能应对并解决。

胡晓槐主持建设的纪庄子污水处理厂鸟瞰图

作为天津城建战线的一员老兵，我有幸在这场伟大的事业中参与决策，并经历了全过程，实在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这些难忘的岁月，把我的青春和人生献给人民事业，使我的思想感情与天津城市发展紧紧地凝合在一起。老市长李瑞环在一次城建会议上说：“在最困难的时候，晓槐同志总是有办法，他是打开天津城市建设的一把金钥匙。”回顾过去的工作，我认为，超前的思考，直至千方百计地解决城市建设问题，是城市主要领导者的神圣职责与多谋善断的体现。

1986年交大90周年校庆，我和学校一位副校长讨论了大学培养人才的问题。我觉得，培养一个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才，首要条件就是爱国。一个人本领有大有小，但是不爱国，有再大的本领又有何用。知识、本领可以学习，但是作为党和国家培养的人才，首先要为人民服务。就我个人经历来说，我是1949年前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但是我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现在我看到学校的校训是“饮水思源，爱国荣校”，我觉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