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学校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闵淑芬（1918-2019），女，浙江吴兴人。1943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副校长、校长兼党委副书记、顾问等职。2005年6月8日，闵淑芬在上海接受上海交大党史工作人员采访时，讲述了考入交大求学，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参与“工余联谊社”和“技协”统战工作的人生故事。

逃难沪上，入学交大

我的祖籍是浙江吴兴，就是今天的湖州。直到抗战爆发前，我一直生活在故乡。我所读的中学是湖郡女中，这是美国新教监理会在华开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其前身是1878年美国传教士雷金贞女士在上海南翔创办的“悦来女塾”，后该校于1901年迁到了湖州马军巷，更名“文洁女塾”，1906年校址又迁入海岛新校舍，并最终定名为“湖郡女中”，英文名则始终是“Virginia  School”。这所学校因为经费充足，办学质量高，所以当地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把女孩子送去就读，我们家也不例外。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家乡很快就沦陷了。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为此我们一家人不得不逃难到上海，避入租界居住。来沪时，我中学尚未毕业，为完成学业，就到中西女中借读。之所以选中西女中，是因为这所学校也是美国监理会所办，和湖郡女中属于一个教会系统，办理借读手续比较方便，在适应学校管理和课程学习方面，对我来说也不存在太大障碍。

1939年我中学毕业，考入了交通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抗战时期交大共有理、工、管三个学院和两个独立的系——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其中理学院又下设数学、物理和化学三个系。我所在的化学系是理学院三系中学生最多的，学生人数占整个学院的半数以上。

1939年《交通大学录取新生一览》（左二列为闵淑芬）

交大原先的校址在徐家汇，“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华界沦陷，交大为维持办学，迁入法租界，学校原先的校园则被日本人的东亚同文书院和宪兵队侵占。在租界内，交大借用了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震旦大学、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的中华学艺社及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中法工学院的校舍授课。一二年级主要集中在震旦上课，三四年级的专业课和一些实验课则在中华学艺社上，至于中法工学院的校舍主要是用来进行工厂实习。虽说当年是借用他校的校舍上课，我们倒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交通大学被日本宪兵队、东亚同文书院占用后的校门

老交大的教学传统是“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虽说处于战争时期，但交大严格的学风并未受到影响。我记得唐文治老校长当时的眼睛已近乎失明，尽管如此，每周日上午他还是会由人搀扶，前来学校作国学演讲，内容大都关乎人格操守和民族气节的养成。理学院的院长是裘维裕，他是物理名师。1942年学校被汪伪政府接管后，裘维裕辞职离开了学校，由范会国接任院长一职。而化学系主任先后由陆奕淦和沈溯明担任。教过我的老师还有柯成琳、沈慈辉、许植方、顾翼东等。

抗战时期交大在租界办学这几年，我们化学系培养出了不少人才，像比我小一届的徐光宪和高小霞夫妇就是代表，他俩后来都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成为各自领域内的专家。

读书会对我的政治启蒙

在求学交大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事就是参加读书会，从而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并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家乡逃难到上海后，我内心感到十分苦闷，一方面是痛恨日寇的暴行，不甘心当顺民和亡国奴，可另一方面又苦于报国无门，找不到出路。正在我迷惘彷徨的时候，我接触到了读书会这样学生中的进步团体。

原来抗战开始后，包括交大在内的沪上及邻近省份的多所高校都迁入租界办学，造成了“孤岛”内一时间青年学生高度集中的现象，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学生界抗日救亡运动奠定了群众基础。1937年中共地下党组织成立了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后改称上海市学生协会，简称“学协”，包括交大在内的很多学校都成立了“学协”小组，这些“学协”小组往往以组织读书会的形式来团结进步同学、发展积极分子。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读书会存在。1941年的下半年，我的妹夫任成诠在他家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规模不大，有6人参加。我一度也住在他家，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并且还介绍好朋友吴仲仪一起参加。吴仲仪是物理系的，和我同一届。我们当时主要读两本书——一本是邓克生的《新经济学讲话》，另一本书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两本书分别是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通俗著作。对我而言，这是平生第一次系统地学习理论。大家在会前都仔细阅读，认真准备发言提纲，会上还集体讨论。任成诠是我们读书会的小组长，他对时事了解得比较透彻，经常跟我们分析抗战和苏德战争的形势。此外，他的阁楼上还藏有很多进步书籍。不过，当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迫于险恶的环境，这个读书小组就解散了。

很快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又在交大校园内组建了另外一个读书会。成员除我和吴仲仪外，还有仇启琴（1942届机械系）、葛一飞（1943届财务管理系）、宋名适（1942届机械系）和汪华芳（也是1943届化学系的，和我同班）。其中，我、吴仲仪、葛一飞和汪华芳几个女同学原本就是校内歌咏组的，相互之间很熟悉。汪华芳当时住在她姨母家里，那里居住条件比较好，外加她姨父是位画家，经常外出写生不在家，姨父母又无子女，所以我们就把那里作为每周一次读书会的聚会处。那段时期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事前有讨论提纲，大家都充分准备，会上则踊跃发言，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疑问。此外，我们还通过进步报刊了解到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与日军英勇奋战的事迹。有时候我们还悄悄地前往爱多亚路（今延安路）、陕西路口的弄堂，那里有人们临时搭建的“草棚棚”，可以观看苏联电影和纪录片，由此更多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坚定了战胜法西斯的信念。

总而言之，通过读书会的小组活动，我的理论素养有了很大的提高，认识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确信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懂得了抗日战争形式上是民族斗争，但实质是阶级斗争以及妇女解放必须与无产阶级解放相结合的道理。

1942年下半年，交大党支部恢复重建，支部书记就是仇启琴。经过组织上对我的考察，1943年初，我和宋名适被支部发展入党，这样我在大学毕业前夕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而葛一飞、吴仲仪在我之前就已入党。

求学交大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参加“南洋化工社”。当时大家经济条件都不宽裕，于是理学院化学系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想利用所学的知识办生产，搞创收。经过商议，最后大家决定成立“南洋化工社”，搞个生产酱油的小工厂。说是工厂，其实就是小作坊，由许铎当经理，租借了一处废弃厂房，利用简单的原料，制造酱油，也造墨水、雪花膏之类，卖出去之后，赚得的钱用作课余活动的经费。其实组建这个社团也符合当时开展地下工作要“勤交友”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挣钱不是最终目的，在活动中团结一批进步学生才是“南洋化工社”的真正宗旨所在。

化学系1943-1944届部分同学毕业留影（后排右二为闵淑芬）

年轻的女厂长

刚踏出大学校园的那会儿，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我先是在沪江大学附中教书。沪江大学是一所有着美国浸信会背景的教会大学，校长刘湛恩是有名的教育家和爱国人士，抗战时惨遭日伪特务暗杀。沪江大学附中就是今天的上海北郊中学，历史也很悠久，于1906年与沪江大学同时创立。在中学教书使我有了一份收入，解决了吃饭问题。但我真正的职业理想是能够学以致用，从事化学化工方面的工作。

一年后，机会终于来了。一位朋友推荐我去宁波资本家朱旭昌投资建立的太乙味精厂担任厂长。因为工作较有起色，两年后（那时抗战已经胜利了）朱旭昌投资的大统被单厂也聘我兼任厂长。新中国成立前旧上海的毛巾厂、被单厂很多，虽以中小型居多，但各厂的产品自有特色，强手如林，此外加上当时美货、日货充斥市场，竞争可谓惨烈。能在民族工业重重危机下保持工厂平稳发展、在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已属不易。我通常是上午在大统厂上班，下午赶回太乙厂去。

大统厂在新中国成立前有地下党组织存在，而且是三条线并存。一是以工人王筱宝为核心的厂工会；一是打入市巾被工会担任理事的王春诚；还有就是搞统战工作的我。当然我们三条线是互相独立的。大统厂一直是行业内的领头羊，到20世纪80年代其产品已远销40多个国家。

闵淑芬在接受母校采访

在“技协”的统战工作

这一时期我投入精力较多的另一项活动，就是参与“技协”的统战工作，这是上级党组织交付我的重要任务。抗战后期，原先在校的大学生地下党员纷纷毕业离校踏入社会，针对这一党员群体所具有的流动性特点，中共江苏省委决定离校党员应继续由学委领导，并将学生运动扩大为社会青年运动。恰巧此时交大校友、上海电话公司工程师王天一也在酝酿建立“工余联谊社”，该社团旨在团结青年科技人员，相互交流科技和求职信息。上级学委负责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借以将分散在社会上的毕业生党员聚集起来，以一种新的形式同敌伪势力斗争，同时还能扩大党在青年科技人员中的影响力。

宋名适、仇启琴受中共上海地下学委的指派，与王天一共同负责社团的筹建工作。1943年10月，“工余联谊社”正式成立，最初有会员40余人，交大校友占了很大一部分，当然还有沪上其他高校的毕业生。

大学时期的宋名适、仇启琴

为了加强党对于联谊社的影响，上级组织又派我、钦湘舟、吴仲仪、葛一飞和沈惠龙等几位交大毕业的党员加入联谊社，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党支部，由钦湘舟任书记。联谊社党支部由地下党学委直接领导，并且和交大党支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45年8月，“工余联谊社”庆祝抗日胜利大会

工余联谊社采取寓政治于学术、寓教育于生活的方法，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增强社员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和抗战必胜的信心。譬如我们曾邀请桥梁专家茅以升、药物化学家黄兰荪、铁道工程专家马地泰、纺织专家黄希阁等科技界知名人士前来作学术讲座，此外还组织工厂参观、游园会、茶话会、聚餐会等。在交流学术和联络感情的同时，我们也会利用一切机会向大家介绍抗战前线及苏德、太平洋战场的最新战况，作政治形势的分析，揭露德日的穷途末路，指出胜利的前景。学术和联谊活动的成功举办，获得了社员的好评，增强了联谊社的内部凝聚力，并不断吸引社会上青年科技人员加入。到抗战胜利时，联谊社社员已发展到250多人。

抗战胜利不久，为适应联谊社社员人数不断增长的情况，并进一步做好团结科技界人士的统战工作，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将“工余联谊社”扩大改组为“中国技术协会”，简称“技协”。1946年3月，“技协”正式成立，最初有会员400余人。宋名适为理事长，我和王天一为常务理事。同时还成立了中国技术协会党的领导小组，由钦湘舟、宋名适和我负责。党对“技协”的影响是很大的，在15人组成的理事会中，地下党员就有9人。此后不久中共上海市委又决定成立科技部门工作委员会，由雷树萱同志负责，我们“技协”党小组的活动即受其领导。

1947年3月23日，桥梁专家茅以升应“技协”之请在震旦大学公开演讲，题目为“中国的都市桥梁”

“技协”与其前身“工余联谊社”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除了将青年科技人员作为工作对象外，还针对国内科技界和实业界的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我和宋名适有一些上层人脉，便以此为契机，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走访了赵祖康、茅以升、翁文灏、赵曾珏、胡厥文、颜耀秋、吴羹梅、顾毓瑔、胡西园、王之卓、任鸿隽、吴蕴初、陈騊声、陈聘丞等专家或名流，说服他们加入“技协”。有了这些上层人士的支持，协会的合法地位更为巩固，很多大规模的活动也得以顺利展开。

筹办“工业品展览会”

“技协”成立后，为了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赢得民族资本家的支持，举办了三次“上海工业品展览会”。当时的情形是抗战胜利了，一大批上层民族工商业者由内地返沪，本以为迎来了发展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却不曾料到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不扶持民族工业，银行不贷款，政府不订货，市场上美国货廉价倾销，挤掉了国货的发展空间，民族工业举步维艰。上级党组织指示“技协”要发挥自身优势，促成科技与工业相结合，做好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通过自渝回沪的老同学、中国妇联理事王务安，结识了时任该会常务理事的胡子婴和罗叔章，胡子婴、罗叔章二人同时也是工商界的知名人士。我和她俩经过讨论，确定了第一批开展工作的对象。于是我以“技协”常务理事和工厂厂长的身份拜会了迁川工厂联谊会负责人胡厥文、中国铅笔厂总经理吴羹梅、上海机器厂经理颜耀秋、亚浦耳灯泡厂经理胡西园及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向他们陈述举办工业品展览会的初衷和宗旨，获得了他们的一致认同。胡厥文等人还带我和钦湘舟出席了民族工商业者为交流工业信息而举行的星期五聚餐会。我俩在会上介绍了办展览会的设想，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和热烈讨论，很多人当即表示愿意参加展出。

经过前期的充分准备，最终展览会于1946年3月24日在西藏中路宁波同乡会馆揭幕。展览内容分为科学世界、模型展出、日用工业品生产过程介绍、各类产品展出及义卖部等五部分。展览会既普及了科学知识，又宣传了国货品牌，很好地做到了科学与工业的结合。整个活动共持续了7天，参观人数达10万人次。当时的《新闻报》《大公报》都对此次展览会作了大幅连续报道，社会上也反响强烈。展览会的成功也促使科技界和实业界上层对“技协”给予了很高评价，更便于我们此后工作的开展。另外，义卖品和场地所得收益也为“技协”后来开展活动赚取了经费。1947年10月和1948年年底，我们又接连举办了两届工业品展览会，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申报》于1946年3月29日刊登上海工业品展览会特刊

“技协”在上海解放前夕的护厂护路、城市接管、争取重要科技专家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方面都发挥了作用。我们通过在工矿交通企业和公用事业单位工作的会员的关系，组织协会成员前往参观调研，以收集资料，熟悉情况，绘制图纸，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比如有个在江湾飞机场工作的会员就绘制了机场蓝图并交给了地下党组织。国民党军队败退前，我们要求“技协”成员坚守各自的工作岗位，同职工一起维持正常生产，保护厂房设备，尽可能避免人为破坏。“技协”不少同志还被输送到东北、华东的一些大城市参加城市接管工作，如钦湘舟、沈惠龙就被组织上派往济南；我和雷树萱则参与了上海经济部门的接管工作。

全国解放在即，一部分科技专家由于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甚了解，而对国家和个人前途感到迷茫，他们对国民党已然绝望，但对共产党仍抱有疑虑，担心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是否会致力于国家建设？科技人员是否有用武之地？所以部分人考虑离开上海前往港台或美国定居。针对这些人，我们通过摆事实说服他们留下。我们通过国内外报刊的报道，向他们介绍东北、华北等已解放城市恢复生产建设、一切走上正轨的事实；同时还利用“技协”会员与其他科技人员之间的通信，揭示出港台一些民族资本企业因美日货物倾销而发展前景黯淡的残酷现实。通过这种开诚布公的交流，很多原本打算离开大陆的科技专家最终选择留了下来。像赵祖康、茅以升、吴有训、吴觉农等科技界上层人士都决定留下，我们通过他们稳定了科技界的人心，为新中国建设留住了大批技术人才。

1950年底，“技协”停止活动，但此后的“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及“中国科协”都是在“技协”的组织基础上成立的。

2007年4月26日，闵淑芬公园留影

记忆犹新的几件往事

上海解放前我还经历了几件事，要在这里提一提。一件事是所谓“甄别考试”。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原敌占区几所国立大学的学生为“伪学生”，不仅涉及在读学生，还涉及到早已毕业的1943、1944和1945届学生。我们这些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忙着自己的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通过什么“甄别考试”。于是三届毕业生经过商讨推举我、庄炳文和奚正修等几位1943届同学代表大家与吴保丰校长进行交涉，并争取到赵曾珏、顾毓琇等老校友为我们仗义执言。最后教育部同意我们无需考试，只要每人将阅读圈点过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中国之命运》三本书交给有关部门即可过关。经过此事国民政府在大家心目中颜面扫地。

另一件事就是参选“国大”女代表。1946年5月国民党当局要召开制定宪法的国民代表大会，为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面目，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发动妇女界进行一次选举“国大”女代表的活动。罗叔章、许广平、柯执之和我做了大量筹备工作，如在沪东和沪西女工集中的地区召开了动员会，宣传选举意义，交代选举办法；又在基督教女青年会设立选举联络中心。4月14日正式分区域选举，职业妇女投票区有益友社、华联同乐会、电话公司、育才中学、银联保联社和威海路女青年会；劳工妇女投票区有沪东公社、江宁路女青年会、美亚九厂和市西中学；女学生和女教师投票区设在志毅小学等几所学校内；家庭妇女投票区设在黄金戏院。最终共有三万多名妇女参加投票，先选出350名候选人，又从中选出35名正式代表，我也列在其中。大家又推举罗叔章、胡子婴、许广平、雷洁琼、胡耐秋五人组成研究小组，起草宪法研究大纲，再由各妇女团体根据实际情况对大纲进行修改。虽然我们推选出的“国大”女代表未被当局承认，这也在意料之中，国民党政府后来另外搞了一个“国大”女代表竞选，但通过这次活动，广大妇女同胞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真面目认识得更加清晰了。

闵淑芬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左起：盛懿、闵淑芬、王世根）

最后一件事就是在酱业职工夜校授课。解放前全上海有30家大型酱园（既产又销），约有职工1200人，此外还有小型的酱酒店2000多家，有从业人员5000多人。中共上海职委想把遍布全市的酱业职工组织起来，开展酱业职工运动，措施之一就是办一所酱业职工夜校（简称“酱校”）和一份刊物《酱报》。经过筹备，酱校于1946年5月1日正式开学，以酱业职工及其亲属为招生对象。校址在格洛克路（今柳林路）上的徽宁小学内。夜校开设的课程包括国文、商业簿记、珠算、英语，外加一门专业课酿造学。我被校方聘请为酿造学课程的教师。给酱业职工上酿造学的课程是亘古未有头一遭，很多老师傅在行内干了一辈子，都不清楚何为发酵工艺、何为酿造工艺，只是凭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法进行操作。我给他们系统地上课，受到职工、业主的普遍欢迎，我自编的讲义还登在了《酱报》上。1947年夏，国民党当局借口夜校有政治活动，将其关闭。不过一年后又恢复办学。“酱校”中的不少活跃分子后来加入了地下党酱业支部，有的人在上海解放时还参加了党领导的人民保安队。

2007年10月10日，闵淑芬九十寿辰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