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学校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戴中溶（1909-2007），上海嘉定人。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同年进入甘肃天水胡宗南部队，创建无线电通信网，后任长官部机要室副主任，兼任电讯科科长、无线电训练班副主任。1939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从事隐蔽战线工作，1947年因地下组织遭破坏被捕，1949年出狱。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3年7月21日，戴中溶在北京接受上海交大校史工作人员采访，愉快地回顾了交大求学十二年的往事及同窗好友、胡宗南部队的见闻及转向革命的过程、隐蔽战线上的情报工作及被捕入狱直面生死的经历，并表达了在新中国建设中终于投身科技的欣慰。

南洋十二载

我是嘉定人。从交大附小开始，到交大电机工程学院毕业，在交大读了12年书。那时学校要求严格，读书风气很好。小学管得很严，早晚点名，学生要住宿，星期六家长接回。校长是沈同一，学校转为南洋模范中小学后，沈是第一任校长。小学时有外语，但数、理还是中文的。童子军、露营、学语旗，活动很多，小学生活还比较愉快。大学里师资很好，教我们物理、化学课程的许多教师都是美国深造过的，印象深的有张廷金、裘维裕、胡敦复等老师。张廷金是我国无线电学先驱，在中国电信界享有盛誉，他在课堂上教我们的知识很多就是他在美国读书时刚有的，从火花电机开始到电子管、真空管，当时就与国际接轨了。

图2  1934年7月，电机工程学院毕业生合影（第二排右三为戴中溶）

顾德欢、张光斗和我三个人从小离家在一起读书，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顾德欢这个人聪明得不得了，功课年级第一，是我们三个人中最好的。他上课听讲十分用心，课外十分活跃。大二时顾德欢生肺炎停学，回家养病，他闲不住，慢慢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回来后就开始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还向我介绍《资本论》，给我看这方面的书。后来因为搞运动，顾德欢被学校开除。先后转到燕京大学、青岛大学读书。虽然功课还是好得不得了，学校里的同学也很服他，但其实他已经不好好读书了，到哪都要搞学生运动，结果又被这两个学校开除了。顾德欢生病时我去看过他，他家是小地主，生活还可以，他参加革命真正是忧国忧民。后来他到浙江谭震林部队去了。解放后，征求他意见，他不愿意在杭州做官，宁愿到北京搞技术，以后做过科学院党组成员。20世纪50年代十二年规划提出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电子所、自动控制所、计算机所、半导体所等研究机构，他是电子所所长，搞波导传输。

“西北王”的电台

图3  戴中溶大学毕业照

1934年，我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毕业。那时有种说法是通讯救国，我学的是电讯门，出路很好，毕业时，学校介绍西部军队里需要电讯技术人员，我就想去看看。当时讲好最多待两年，我于是就去了。

我一点不懂政治，也不知道怕胡宗南。胡宗南是蒋介石最亲信的黄浦军校一期学生，是他学生中第一个当师长的。那时胡宗南号称“西北王”，他兵力充足，一个旅就相当于人家一个师。他为什么要交大人？他的师部在甘肃天水，最初部队之间通讯用骑兵连，师、团相距几十里、几百里，那么大地域，联系很不方便。我去之前他的部队也有无线电台，一点点，是交大学生陈一伯帮助搞起来的。陈比我高二三届，当时已经离开部队了。所以，胡宗南直接点名要交大人。胡宗南搞电台很大气，用钱就让你做主。我去后把电台建得比较全了，无线电台网从团部到师部到军部都有。我的器材什么地方买的？离交通大学不远的诺曼底公寓下面有一个三极电力公司，那是我的大学老师张廷金开办的，是我们国内早期生产无线电收发报机的3家公司之一，它的产品多为海岸电台和海上船舶服务。我常到那里买器材，还曾专门去香港买过。在部队里，人们对通讯这新鲜东西感到很奇怪，这也不用到前线，一呼叫情报就传过来了。在那里，我做事很顺，很受尊重，月工资130元，一般人只有十几元。

图4  诺曼底公寓（位于今武康路与淮海西路交界处，现武康大楼）

我刚去胡宗南部队时他还是师长，第二年他就升军长了，之后升十七军团军团长，差不多一二年就升迁一次，他的仕途很顺。这期间，部队电台也不断扩大。红军长征，胡的部队去阻截，在西北草原、雪山追着红军打，我当时在甘肃培训电报人员。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两年服务期满，我连假也没请就直接回老家了。

第二年，1937年淞沪抗战期间，胡宗南部队开到上海与日军作战，仓促上阵，两度参战，两度失利，损失很大。蒋介石怕他被打垮，让他回西北。回西北后，胡宗南开始整顿部队。这期间，他总感到通讯发展不起来，就来找我，一定要我回去，说是要抗战、要发展，要我去培养无线电人员，我于是就回去了。

隐蔽战线上的工作

我是机要处副主任，机要处下设三个室，译电、机要文书和无线电，我管无线电，不直接接触电报。译电室是机要重地，规定只有胡宗南和他的参谋长可以进，而我是例外，我经常可以进到译电室去，甚至有时还把译电拿来看看。因此，我能看到译出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胡部队作战计划、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都能看到。译电室密码本一箱一箱的，一个人一本密码，有通用的，有专用的；译电员行军，一人一个包，有专人保护。我与译电室的人很熟，他们打牌我也看看，但不与他们瞎混。译电室在师部的最后一进院落里，我就住在译电室隔壁，当时胡宗南、参谋长等人也住在这个院落内。我不问政治，胡宗南也知道，所以也愿与我讲讲话，院落中间是个院子，我们有时就在院子里聊天。后来我看到了国民党军队严重的腐败现象，赌博成风，隐蔽的走私很严重，妓院跟着队伍走这些黑暗面。我感到不能再待下去了，想要离开。

1938年底，我妹妹黄葳（原名戴中扆）来我这里。她读书时就入党了，后来与于光远一起做地下革命工作。妹妹清华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时清华内迁长沙，接下来就要迁去昆明，她不愿跟随，想去延安。经过西安时，她就住到我这儿了。妹妹与我谈了几天，我表示想要离开这里，要入党，要到延安去。

黄葳到延安后汇报了我的情况，中央通知八路军办事处，让我不要离开，讲我们要打进去一个人都非常不容易，我马上明白了，从外面就算打进去也没有我这样好的条件。再有入党问题，上级认为我这样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通知我暂时不要入，但一定要坚持留在这个位置上。

我搞情报，不用偷，东西就在我面前，非常方便。我的主要任务是核对或收集重大的情报，一些情报到我这儿核实一下，另外也有其它线在收集情报，我的工作还是很简单的。我不写任何东西，不得不写的必须烧掉。关键是听指示，不能妄动。当时中央派了一个人到西安，开书店，这个人在西安很吃得开，表面上吃吃喝喝，与胡宗南的情报系统一点不搭界。他派了一个青年人做我的副官，叫王金平，名义上是我老乡，说是流浪到西安的，实际上他是徐州人。我干过的比较知名的情报工作，大概是提供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的军事动向的情报吧，对保卫延安发挥了作用，中央曾发电给予嘉奖。前阶段，上海、西安的电视台都到我这儿来过，想找点精彩的故事，结果没几天就走了。我说如果真的有你们想要的险象环生的故事，我哪里会等到1947年才被捕？哪还能在胡宗南那里待那么多年？惊险动作多了，还不早暴露了？胡宗南也不会保我了。

因电台案入狱

我的被捕，问题不出在我这儿，出在北平。1947年9月下旬，北平的中共地下电台被军统跟踪侦测到信号，电台人员当场被抓，牵连出很多地下工作者。很快，从北平到保定，再到沈阳、西安、兰州等地，整个北方系统的中共情报系统受到严重破坏。西安方面，与我联系的书店老板也被捕了，王金平也突然被抓。我当时想：这个地区的负责人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抗战时就曾被捕过，很有气节；王金平，大家都称赞他是最老实的；我相信他们两个。所以，我决定不动，静看发展。

没几天，胡宗南派了驾小飞机要我回西安。回到西安，胡宗南的参谋长告诉我，南京要人，他和胡宗南不同意，但是现在南京仍要人，面子上过不去。这样，我就去了南京在西安的看守所，让他们调查。

实际上，那时南京方面早就搜查过我的住所，但是我没留下任何痕迹，什么都没有，查不出什么，只是延安的妹妹来过。胡宗南不相信我有问题，他认为我这人不问政治，与延安的妹妹正常往来，正说明这一点。

当天晚上，南京方面的一个处长找我谈话，说，我们知道你有一个妹妹在延安，我们也知道你与她往来多次，我都坦然承认。妹妹两次到西安，两次去延安，都住在我这儿。她从延安来西安生孩子，第一次大着肚子活动就已被特务盯上了。妹妹问我怎么办？我叫她赶快住院生孩子，我还天天去看她。那是一个教会医院，特务守在医院门口。妹妹让我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夜里派车冲出去。我去了办事处，办事处说，朱德和周恩来要回延安，办事处要派8部车送，你妹妹可夹在中间，我当时就放心了。因为胡宗南是周恩来的学生，车队安全大可放心。所以，南京方面查问此事，我也承认两次去八路军办事处。

军统拿不出我“通共”的证据，但也不放人。年底，电台案在案的十七八个人被转押到南京军统看守所，各地的都转过来，我也在列。书店老板在西安监狱时和我关在一起，到南京后就分开了。

电台案公审后，有公开枪毙的，有无期徒刑的，我是最轻的，被判10年有期徒刑。我们这个案子总共牺牲了5位同志，1948年10月19日他们在雨花台被枪毙。他们为什么会被枪毙？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东西留下，或者电台，或者书面文字。军统没掌握我任何证据，但不管怎样，最后还是给我判了刑。

10个人的监狱

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吃紧，监狱要搬到杭州去。在南京监狱的几千名犯人，很多是政治犯，每天早饭前枪决一批，后来下午都枪毙人了。之后，余下的人被迁到杭州。最危险是在杭州，国民政府逃到广州去时，杭州又吃紧了。杭州监狱又与南京一样，政治犯一批一批被枪毙，到后来判无期的都被杀了。大家心里没底，我心知我这10年徒刑也是假的、装样子的，随时都有可能被拉出去，那感觉真是天天等死。

最后，监狱里只剩了10个人，都是我们这个案子的军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打报告问怎么处置，报告打到广州，让转押到上饶集中营。由于路上太乱，回函传到南京去了，南京一查人押在杭州，再往杭州转函转押就晚了。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情况。这么大的一个老监狱，都空了，只留9个看守10个政治犯。大家认为10个人要一起死了。

1949年5月1日早晨，早饭送来后，门都没锁。吃了饭，也没人来收碗。我们感到奇怪，10个人一起出去看看，整个监狱什么人都没有！再一起到大门，看到了部队！怎么搞的？昨天夜里听到几声枪响，但没有打仗。我们一看是解放军，就想找部队保护我们，但野战军要继续追击不能停留。我们商量下来还是不动，等进驻部队。到了晚上，进驻部队正愁没住的地方，听市民说这里空着,很高兴就来驻扎，因为杭州监狱很大，可以住二千人。第二天，地下党还没来。第三天，地下党来了。我们说，你们不会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怎么不来保护我们！他们说，忙得不得了，但我们知道部队在这里，你们绝对安全。

我们出来找老百姓房子住下，每天有人送饭来。又过了几天，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杭州市军管会成立，军管会成员名单中有文教部部长顾德欢。名单一公布，我一看，这是我的大学同学啊。我知道这个名字很少重名，但又怕不是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第二天，他就派警卫员来接我到他那里。嘉定解放后，我要回家，他写了路条，给了我三元大洋。

投身新中国科技事业

回嘉定后，几个同志约我去北京。在北京，我见到了罗青长。罗青长是当年在西安第一个和我联系的共产党方面的人，也是他把书店老板介绍给我的。罗青长安排我到通讯部队工作，从事无线电技术方面的工作，以后，我再没有从事情报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我曾完成开国大典电控升旗装置的研制任务，保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按下电钮后，第一面五星红旗准确无误地升到旗杆顶端。抗美援朝期间，我在解放军通信兵部组织改装日、美遗留下来的电讯器材，装备志愿军。

图5  1979年《数学年刊》编委第一次会议（前排左五为戴中溶）

1958年后，我调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新技术室副主任，参加编订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十二年规划，参与了我国半导体事业的开创工作，参与了上海嘉定科学城的建设实施工作。

1972年恢复工作后，我回到了中国科学院，主持西安长波授时系统的设计和建设。当时提出卫星上天，时间要准确到微秒级，我被安排到天文台主持这项工作，因为授时系统归天文台管。搞长波、电波，量测微秒级时间，要把几个测量站联起来，涉及地域广、部门多、工程复杂，难度相当高。科学院让我组织了一支通讯测量队伍，我在海军、空军都有战友，因此还可以出面协调联合攻关，终于解决了问题，建立我国第一个长波授时台，为此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和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图6  戴中溶与夫人杜先玉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