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 · 印迹

[初心 · 印迹]陆定一: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在交大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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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学校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 ”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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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阵线的卓越领导人。1922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附属中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是交大第一个党团支部成员、首任团支部书记。1994年4月14日,陆定一同志在北京接受交大党史工作人员采访时,深情回顾了他1918年至1926年就读交通大学期间参加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的情形,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前后经过,以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一些思考。

一、五卅运动的锤炼

1918年我考入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当时的校名叫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是唐文治老先生。1926年,我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科,那时候校名已改称南洋大学。我前前后后在交大读了八年,前四年中学,后四年大学。我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在交大形成的,大学毕业前一年,也就是1925年的时候,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抛弃了工业救国的思想,决心走职业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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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中学毕业照(1922年)                                       陆定一大学毕业照(1926年)

我读书的时候,尽管我们的国家天大地大,可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只有很少几所,交通大学算是凤毛麟角。记得我在学校时,华东有六所大学的体育联合会,除了交大外,其余五所都是外国人办的。交通大学是设备、师资等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理工大学,一直是“工业救国”的旗帜。学校是国立的,归交通部管辖,学费比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低得多。我记得学费、伙食住宿费共计55元,学生毕业后又可由交通部分配工作,实习两年后,一般都能成为工程师。所以,当时青年学生非常向往读交大,每年投考的人就很多。一旦考上了,学生都能认真读书,争取当个能走工业救国道路的工程师。

我也是这样的一位学生,在中学读了四年后,我于1922年升入大学部,就读电机工程专业。电机系是交大的老牌专业,江泽民同志后来在交大读的也是这个系。我在大学一二年级,工夫都花在学习上面,主要学习了数理化这些基本课程,课本都是英文的。我对数学比较感兴趣。这时候我很讨厌政治,感到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搞政治的尽是些军阀政客,贪官污吏;我也看不起经济、管理这些学问,认为学经济、管理的那些人,不学无术,只为自己发财,当地主,当资本家。我自己信仰的是工业救国,科学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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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第三排右一)在校期间与同学合影(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藏)

不过到了大三的时候,我的思想开始转变。我觉得学工业、学科学的人,到头来还是被搞经济的地主、资本家之类的人来管理,去为军阀政客、贪官污吏这些政界的人服务。孙悟空本事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要是政治不改变,经济不改变,工业救国、科学救国只能是梦想,必须找到另一种政治、另一种经济,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这样,我开始关心政治。

这时候,接连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五卅反帝运动,还有国共合作继而发起北伐战争,许多思潮涌进大学校园,国民党、共产党还有青年党的人纷纷来校发表演说,做学生的思想工作,记得我听过恽代英的几次演讲,号召我们参加国民党。我深受感动,让我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参加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恽代英是我参加革命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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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校园内五卅纪念柱今貌

五四运动发生的那年,我还在中学一年级,还不懂什么,只是跟着高年级学生去上街跑了跑。到1925年五卅运动的时候,我受恽代英等人的影响,有了参加政治活动的自觉意识,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中。五卅那一天,也就是1925年5月30日的早上,南洋大学学生400多名分成十几个演讲队,步行到公共租界,散发传单,揭露英国、日本帝国主义枪杀我国无辜工人的暴行。下午三点钟左右,我在南京路北面、天津路浙江路的路口,向一家店铺借了一张板凳,站上去向群众演讲。说了没几句话,枪声就起来了,接着一阵骚动的声音。我停止了演讲,朝着枪声的方向跑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在南京路上,一支游行队伍走到巡捕房不远的地方时,英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就下令巡捕开枪,马路上有十几个学生、工人中枪倒下了。死难者中有我们南洋附中学生陈虞钦。我们无比地愤慨,同胞同学的牺牲激励我们继续战斗。

五卅惨案发生后,我接受南洋大学学生会的委派,到上海学联参加办报工作。这个报纸名叫《血潮日刊》,专门揭露五卅惨案的真相和帝国主义的本性。我们这些报纸的编辑人员生活很艰苦,在南市租了一间小房子办公,设备非常简陋,连床铺都没有,但是谁也不叫一声苦。这是我走出学校做革命宣传工作的开始。7月间,五卅运动已经进入尾声,我被学校派到青岛四方工厂参加暑期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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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2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左)回母校视察指导,参观实验室,右为校长彭康。

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经过

我是1925年五卅之后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暑期里去青岛实习一个月之后,我就到了北京我父亲那里住了一个月,就回到上海学校里了,不久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很快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怎么入党的?怎么相信共产主义的呢?说来也很有意思,那年从北方回到学校后,我就读大学四年级。四年级的学生生活上受到优待,一间宿舍就住两个人,而且可以自由选择伙伴。同班学生张永和主动要和我住一间。他是个活跃分子,整天忙忙碌碌的,课也不去上,晚上很晚才回到宿舍来。后来,我发现他带回来的有什么小册子,又发现他还看什么文件,有的还锁进抽屉里。有些公开出版的刊物,比如《向导》《中国青年》,他拿给我看。抽屉里面是些什么东西呢?我出于好奇心,也感到我们关系不错,就等他不在时打开抽屉拿出来看。一看才知道,都是些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大纲和内部报告。我看过文件后,觉得这些文件说得都很好,对国内外形势说得很在理。比如列宁主义就讲帝国主义,讲这一点世界形势与走向,帝国主义在瓜分中国,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各有各的代言人,就是各派军阀。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比国民党高明很多,国民党还是很狭隘,只是讲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看了几次,被张永和给发现了,他有些恐慌,怕我去告他。我说不会告的,要是早一点看到这些材料就能够知道更多的革命道理。张永和很信赖我,告诉我他已经参加了共产党,劝导我也加入共产党,并做了很多说服工作。就这样,他先介绍我参加共青团,不久转为共产党。

张永和先是搞团的工作,后来他介绍我加入青年团,他就去搞别的工作去了,让我来负责交大团的工作,团员大概一二十人。我们交大有几个党员学生,先是和附近日本人办的东亚同文书院里面中国学生党员,合在一个支部。同文书院有几个党员,我记得有个叫梅电龙,还有个吴开先,吴开先后来叛变了。入党的第二年1926年我就毕业了,毕业时我们学校里青年团发展得最多,恐怕有二十几人。我们还有国民党的学生主导了学生会,通过学生会和一些社团、刊物发动组织学生。我在学校写了一些文章,有的收录在《陆定一文集》里面,有些文件我起草的,又不能全算我的,要算大家的,交大地下党就这样子啊!我已经把文集送给学校了,你们可以看看,里面收录了我的很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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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和张永和晚年在北京聚首

在我以前交大学校里是否有人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应该有的,张永和就是,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有一个学生叫侯绍裘,松江人,比我早点,高我好几级,后来知道他是个党员,不过在我入党的时候他已经离开学校了。侯绍裘在大学里同一批松江人住在一起,宿舍搞得很特别的,走到房间进去一看,是个大房子,在中院里面,床一张一张的连接起来。他们在宿舍里统一行动。后来他当了共产党方面的南京市委书记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被蒋介石抓住暗中杀害了,尸体放在麻袋里面,扔到长江里去了,死得很惨。我们知道侯绍裘是真共产党员,其余的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共产党。高尔松、高尔柏也是松江人,他们这帮松江来的学生很团结,热心政治活动。

高尔松、高尔柏是兄弟俩,还有一对许姓兄弟,叫着许广圻、许庆圻的兄弟俩,是我们无锡人,这四个人都是我同班的,但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据说曾经加入过青年团,我不是很清楚。后来这四个人怎么样?高尔松、高尔柏后来好像去搞了出版工作。许庆圻后来变成汉奸,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在北京搞了一个新民会,不是新民主主义,是个汉奸组织,好像他就是一个新民会青年团的负责人。当时我在太行山打日本,在北京《时报》上看见登过许庆圻是新民会青年团的会长。许庆圻后来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了,许广圻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恐怕都不在人世的吧!我们同一班的还有个左宗棠的后代,他的后人左景鸿与我同班,他宁左不右。五卅风暴他已不在学校里了。

毕业后我就再也不敢进学校了,我去做地下工作,费振东去了南洋,南洋什么地方?我也不太清楚,我也没问。全国解放后,他回来了,我们也没有见过面。他弟弟费孝通是搞新闻的,可以去问问他。离校后,我调到上海法南区委,和张永和在一个区,他管党,我管团,是团委书记。不久我调到团中央去了,开始协助编辑《中国青年》,还当少共国际派来的代表卡拉钦斯基的英文翻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团中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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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6月16日,陆定一(右)访问母校,左为校党委书记邓旭初。 

三、孙中山、毛泽东都很了不起

中国革命有很多的特殊情况,比方说我们党内有很多这样的同志,他们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子孙后代,而我们的革命就是革地主阶级的命,是自己革自己的命。有好多这样的同志从事革命到牺牲,家里人都还不知道的,他们是怕把家里知道了阻挠反对。我清楚地记得有个共产党员叫唐克,当时我们一起在武汉开过会,散会时,我还看见他,第二天他就被捕了,再后来就被枪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唐克的家人要开个证明,说他逃掉失踪了,为什么要用证明,因为家乡有人要批斗他,说他是个地主。

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很了不起的,他喜欢共产党,就主张国共合作,要求国民党加入共产党。他总是一直同我们站在一起。宋庆龄也一直同我们站在一起,直至逝世。印度没有各党派合作,所以他的共产主义就发展不起来,共产党成不了气候。我们中国有孙中山先生,共产党发展得很快。这点很重要,没有孙中山先生,我们的革命就不一定能成功,光靠我们自己也不行的。当时这是很进步的,很进步的。搞革命需要斗争,只有斗争才有经验,只有斗争越厉害,经验才会更足;斗争失败了,经验就更多,失败了一次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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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在交大求学期间在《南洋周刊》“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1926)”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部分)

后来我们毛泽东主席领导革命。他出身农民,有些老的诗文底子,作诗特别灵,后来逐步信仰共产主义。他自己又特别聪明,能够举一反三,你讲一件事,他能在几个方面都能用到它。他的用词不是一个词,他会想到好几件事,想得很深,这与有些同志在一起一比你就知道了,你就可以感觉到的。毛主席是个了不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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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陆定一为交通大学90周年校庆题词

欧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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