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康（1901-1968），江西省萍乡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鹿儿岛第七高等专科学校和京都大学哲学系。1927年回国投身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20、30年代沪上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重要成员，先后翻译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又译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等经典哲学著作。他曾被捕关入上海提篮桥监狱和江苏省反省院长达8年，出狱后即走上抗日战争的第一线，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及后来的解放区历任党政领导职务，主持宣传、文教工作。建国初期，任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山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等职。1952年作为中央文化教育考察团副团长出访东欧七国，以半年多的时间系统考察了苏联和东欧的高等教育。1953年7月正式到交大任职。彭康在交通大学及迁校后的西安交通大学职掌校务达14年之久。

交大掌门人：“要为国家多培养几个钱学森”

1952年2月，经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批复，正式建立中共交通大学委员会，以李培南为书记。学校实行党委领导。同年9月23日，教育部提名彭康任交通大学校长。11月3日，毛泽东签署彭康任交大校长的任命书。1953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批复彭康任交大党委书记。

彭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哲学家、教育家。数十年的教育生涯使其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懂得运用唯物辩证法及按照教育规律开展学校的工作。他的办学箴言是“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就是两条，一条是党的领导，一条是师资队伍”。他认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在他出任交大党委书记和校长期间，坚持实事求是，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体系，建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完善院系和学科体系，制订一系列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促进交大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彭康到交大任职之际，正当学校全面开展教学改革。他积极倡导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尊重来校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建议。彭康深入进行调查研究，采取各种办法安定教学秩序，在校务委员会常委会上提出某些课程内容精简、某些课程缓开、程度较差的学生免修俄文、考试测验暂停3周等建议。他认为苏联的经验与中国国情并不完全吻合，苏联大学是5年制，而我国大学是4年制，因此提出运用苏联教材、制订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要积极采用，又要有充分准备，要求全体教师积极备课，对课程内容进行适量缩减，根据学生的实际程度和接受能力来传授，以提高课堂效率。他十分尊重陈大燮、张鸿、钟兆琳、赵富鑫等教授的教学和管理经验，要求教务等部门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制订出适合国情的“四年教学规划”。这样通过一边实践、一边改革、一边调整，彭康不断检验并总结出符合实际的教学经验，提出“学习苏联经验，还要很好总结运用我国过去的教学经验，特别是老解放区的教学经验”，注意“发扬老交大的优良教学传统”，并希望教师、干部要“领会苏联教学经验的思想性”。在当时政治气氛下，彭康说要“发扬老交大优良教学传统”，这是很不容易的。

交通大学优良办学传统之一是“基础厚”，彭康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他一直强调学生到学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最基本的东西——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他常说“先打基础，再建高楼”，“只有在学得博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专”。1954年，交大成立一年级办公室和二年级办公室，之后在此基础上合并创建基础课程部，其主要任务是加强一、二年级学生的基础理论课的教学。长期在基础部工作的赵富鑫教授回忆道：“每次我们向彭康汇报工作，他总是不仅从原则上予以指导，而且也常在具体工作上加以帮助……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为学生答疑，彭康来到答疑室听我答疑。这对一个学校的负责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办好学校，关键是抓好师资建设，提高教师教学和学术水平。因此，彭康十分注意建设师资队伍，尊重知识，关心爱护教师。他说“教学质量不高，关键在于教师的水平”。他认为教育事业要代代相传，重视发挥老教师作用，青年教师与老教师结合，结成师徒关系，营造尊重老教师、爱护青年教师，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良好风气。1955年夏，彭康在交通大学首届党员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强调指出，学校工作总的方针是“面向教学、面向学生”。他还经常在校园中走走，到学生宿舍、食堂、实验室看看，与师生员工聊聊，对干部教师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情况心中有数。

彭康一贯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他明确提出：“交大应多培养几个像钱学森那样的大科学家，也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强调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高质量人才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要求全校师生把钱学森作为学习的楷模，希望学校能不断培养出像钱学森那样的杰出人才。这一人才培养观是彭康办学理念的一大特色，也成为全体交大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广大教师都本着必须对学生全面负责的态度，认真教学，努力争取“要为国家多培养几个钱学森”。交通大学在那个年代始终保持高水平、严要求的育人标准，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

彭康为交通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掌校期间，他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坚持教育规律，把握办学方向，秉持交大的办学传统与经验，积极探索，形成了鲜明的治校风格与特色，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理念，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西迁领导者：西迁精神激励今人

作为我国创建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交通大学，在当时最发达的繁华城市上海已生长了60年。但是，以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起点，祖国需要一所高水平的工科大学到西部去。当1955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时，彭康很快主持召开校党委会、校务委员会，尽快统一全校思想。5月初，彭康就与交大教授朱物华、程孝刚、钟兆琳、周志宏、朱麟五等一起到西安古城探寻学校新址。

1957年7月，彭康主持校务委员会调整迁校方案，并得到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由彭康统一领导。至1957年底，大部分专业系科和师资迁入西安新校：其中西安部分教职工2585人，学生6881人；上海部分教职工2300人，学生5078人。

在上海交大出版的《彭康文集（下卷）》中，彭康《就迁校问题向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师生所作的报告》表明，他在报告中反复说明“迁校不是我们一个学校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上海、西安，牵涉到整个支援西北的问题”“交大是国家的交大、社会主义的交大……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有一段时间，彭康所住的上海康平路寓所几乎每晚都要召开党委和总支负责人的碰头会，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夜。1959年7月，国务院作出新的决定，西安、上海两部分单独成校，分别命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的物质环境不如上海，当时有人劝彭康留在上海交大，但彭康坚定地表示：我应该去西安。1959-1966年，彭康担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在交大西迁过程中，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学校经受了各种考验，广大师生克服了重重困难，有些老教授、老教工还做出了重大牺牲，爱国奉献，无怨无悔。彭康同志作为交大的党委书记、校长，毅然担起了领导交大迁往西安以及随之而来的学校分设两地和各自独立建校等一系列艰巨的任务。

在交大西迁过程中，彭康始终坚持大局观念，将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彭康说：“我们现在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一切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来考虑，国家利益、学校利益、个人利益要正确结合起来，我们应该在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来考虑学校利益和个人利益。”彭康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身先表率这样做的，他亲往勘探校址，组织迁校，率领交大师生来到黄土地上奋斗。

彭康受命担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时，年已59岁，他一如既往，以饱满的革命意志迎接新的挑战。多年后，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回忆说：“国务院决定迁校后，彭康主动要求到西北来。”“他一再表示，要在西北扎下根来，愿尽毕生之力办好西安交通大学。”

在交大西迁过程中，彭康始终坚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把握教育科研工作的正确方向。彭康坚持说：“我们是办学校不是办政治，但是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办学校。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部署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这个多科性工业大学如何发挥作用，如何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1956年1月18日，学校组织由教师、学生、职员、工人、工会、团委和家属会代表共33人的“交通大学西北访问团”赴西北参观访问。1956年7月20日，首批迁校教职员工踏上西迁征途。尽管西迁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作，但在彭康的正确领导下，全校师生凝聚集体的力量，以实际行动做到了迁校和教学两不误，而且还扩大了招生规模，建立了许多新的专业、新的实验室、新的研究设备，提高了教学科研质量。

在交大西迁过程中，彭康同志始终坚持发扬民主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关于新校区选址，彭康充分考虑师生员工的生活便利，提出：①不要选在文化区里，文化区内大专院校集中，学习、工作，包括时间安排都差不多，在物资供应上不易解决，就是看场电影也有困难；②不要靠近工业区，工厂噪音多，污染源多，对环境有影响，不利于学习生活；③尽量靠近市区，与地方领导机关联系方便，解决师生员工的生活问题也好办；④学校的环境需要安静些，同时考虑以后的发展。

在彭康的亲自关心下，学校在各方协助下妥善解决了教职工家属的工作调动问题，兴办了高质量的附中、附小、幼儿园，还从上海动员迁来了成衣、修鞋、理发、洗染、煤球制作等生活服务部门，使师生员工和家属生活免于后顾之忧。

20世纪50年代交大西迁是一项具有开拓意义的战略行动。彭康同志当之无愧为交大西迁的卓越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当之无愧为西迁精神的杰出典范。正是他以前瞻的战略眼光、无私的献身精神，带领着交大师生奔赴祖国西部，开辟了西安交大一片崭新的事业，以实际行动支援了大西北建设；也正是他展现卓越的领导力，发挥超强的管理智慧，妥善筹划了交大分设两地的方案，并搭建好上海、西安两所交大的发展平台，规划了两校的发展目标。

时至今日，可以告慰彭康老校长的是，他曾经领导的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一个雄踞祖国的东南，一个屹立祖国的西北，是同根生的双子，共同继承和发扬了交通大学优良的教学传统和严谨学风，都已跻身国内一流大学行列并正在向着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迈进，以实际行动诠释和丰富新时代的“西迁精神”，为国家建设、西部发展源源不断地奉献智慧和力量，作出不可替代的交大贡献！

2017年底，习近平同志对西安交通大学老教授的来信作出批示，向当年交大西迁的老同志表示敬意和祝福，也希望西安交大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同志又一次提及西安交大西迁的老教授，并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爱国奉献，无怨无悔，让我感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同时让我感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彭康文集：道不尽奋斗的一生

2018年1月，精心筹备十余载、组织编修一年多，夏征农同志题名，钱正英、姜斯宪同志作序的《彭康文集》正式揭开面纱，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付梓出版，记述了他跨越38年的重要文献和精神财富；字数80余万，反映了他一生的革命工作和教育思想。

《彭康文集》收录彭康同志的著作、文稿共116篇（部），其中著作104篇（部）、译作12篇（部）。这些著作跨越了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其中有论文、杂文、时评、报告、讲话、指示、批示、书信等多种文体；内容上，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文化艺术、社会工作、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收录了彭康同志1927-1937年之间的著作和译作，下卷收录了1938-1965年之间的著作；附录收录了《彭康自传》和《彭康年谱》。

纵观彭康的一生，既是文化战士，又经历戎马生涯，还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创业者、开拓者之一。在党的领导下，彭康同志坚守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在民族解放和革命斗争的年代历尽坎坷、矢志不移，在创建社会主义大学的领导岗位上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1901年，彭康出生于江西萍乡。1919年，18岁的他赴日本留学，后考入京都大学主修哲学，开始研究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7年，彭康放弃了即将开始的学位论文答辩，毅然回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成为“创造社”“左联”的主要成员之一。并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由启蒙阶段转入了系统传播阶段。彭康承担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宣传唯物辩证法的重要任务，从1928-1930年两三年间，他翻译和撰写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和译作20余篇（部），共26万字。

1930年4月，彭康意外被捕入狱。牢狱七载，他组织难友学习革命理论，团结战斗，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出狱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华东局的重要领导职务，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1年，“纪念彭康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上海交大举行，夏征农、胡立教、舒文，这几位曾经在彭康领导下工作过的上海市老领导，一致提议出版彭康文集，作为对于彭康同志最好的纪念。

2006年11月，上海交大党史校史研究室的同志前往看望102岁高龄的夏征农同志，百岁老人又一次询问彭康文集的筹编情况。他一再说，我的最大心愿就是看到彭康文集出版。他还高兴地为《彭康文集》题写了书名。这次，出版的《彭康文集》书名就是由夏征农同志当年题写。

为全面展示彭康同志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和宝贵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继承发扬彭康同志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奋斗精神，2016年5月，本着“广泛征集，深入研究”的原则，上海交大党史校史研究工作者和各有关方面，组织力量、精心策划、反复考证、严肃编修。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这套80余万字的《彭康文集》终于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