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9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留美从事火箭研究，1955年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此后，他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所。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起步。1991年和1999年，他先后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两弹一星功勋”勋章。

钱学森的名字，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科学精神和爱国情怀的象征；钱学森的故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史册上熠熠生辉，也在交大师生中口口相传，时刻激励着交大师生和全体中国人。

志在航空事业，在交通大学打下坚实基础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张考卷，卷面已经有些泛黄，但上面的分数清晰可见，96。这份试卷的主人，正是1933年在交大读书的钱学森。

钱学森1929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他清楚地记得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里，为中国未来铁路建设勾画的宏伟蓝图，因而，决心像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那样，投身祖国的铁路建设。钱学森在交大成绩优异，各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获得免交学费的奖励。然而，正当他在上海交大勤奋学习时，日本鬼子依仗先进的飞机、大炮疯狂侵略中国的东北，1932年就在钱学森身边发生了“一二八”战争。蔡廷锴将军率十九路军以弱势的空军力量，在上海慷慨悲壮抗击日寇的战斗，使钱学森认为：中国要战胜日寇，只有军人的英勇是不够的，还要有敢于抗争的国民政府和现代化的武器，特别是强大的空军！于是，他特别专注于阅读航空工程的书籍，他的志向从设计火车头逐渐转向发展航空事业。

钱学森聪明勤奋，是品学兼优的优等生。1933年1月，在一次水力学的考试中，全卷6题，钱学森都答对了，老师原本要给他满分100分，可钱学森却发现自己在一处连续等式后将“Ns”简写为“N”，主动要求扣分，老师最后就给了他96分。后来，任课的金悫教授将这份难得的考卷珍藏起来，一放就是将近50年，直到1980年春，钱学森回母校看望老师，金悫教授才将此考卷取出赠送给学校。现在这份考卷己陈列在校史博物馆内，成为校史文物中难得的珍品，而钱学森求真务实、精益求精的学风，也在交大成为美谈。

钱学森在交大求学的故事中，还有一个“最佳实验报告”的佳话。钱学森在做热工实验时，特别认真细致，实验报告不仅完整详尽，书写和作图都很清晰，整个报告竟长达100多页，老师给了他100分，成为机械系学生历史上的“最佳实验报告”。因此，当时授课的陈石英教授曾对人说，钱学森是我最好的学生。钱学森在1989年回忆在母校的学习生活时也特别提到“专业基础课给我教育最深的是陈石英先生，他讲工程热力学严肃认真而又结合实际，对我们这些未来工程师是一堂深刻的课。”

钱学森后来成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获得“中国航空航天之父”等最高荣誉，与在母校打下的坚实基础密不可分。他在从交大毕业到出国留学这段时间内，就已发表了两篇关于航空、火箭的论文，其中《气船与飞机之比较及气船将来发展之途径》一文讨论了飞艇的改进途径与未来发展前景；《火箭》一文则介绍了火箭的原理、性能、用途与构造。

1935年，钱学森来到美国麻省理工（MIT）航空系学习。30年代，交通大学已有“东方MIT”的美称，当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具有相当的知名度。交大用的大都是MIT的原版教材，同时学习MIT和西方工科大学教育模式，要求非常严格，有硬性的不及格率，能进交大都是千里挑一。钱学森在麻省理工航空工程系学习时，发现课程设置和交大一模一样，要求免修得到批准，他只用一年就获得了航空硕士学位。

钱学森希望学到更高深的理论知识，成为站在科学最前沿的、有深厚理论基础的科学家，同时又是具有丰富实际经验的工程师，他作了一生中重要的选择，毅然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应用力学的学习，师从加州理工学院（CIT）世界著名应用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钱学森后来称：在这里的学习使他“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让人大开眼界。

钱学森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老师鼓励他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于是钱学森经常到物理系、生物系、化学系去听课，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即1937年秋，钱学森就和其他同学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他担当起了理论设计师的角色。而火箭在当时还属于幻想中的东西，大家把小组戏称为“自杀俱乐部”，因为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实在充满了危险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正是钱学森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1945年，钱学森已经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1955年，钱学森已经成为当时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同时还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兼美国喷气动力实验室的主任，世界著名火箭专家，空气动力学家。

 五年归国路：“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1935年8月赴美前夕，钱学森的同学亲友曾留言相赠：“学森兄，祖国待君”“森弟，他日学成归来，于祖国防空政策自必有伟大之贡献”“将来学成归国后于吾国航空事业自必有所建设也”……其实，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于服务祖国，也是钱学森的最大心愿。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后来回忆说，父亲在美国多年，没有买过一分钱的保险和股票，很多美国朋友都对此不理解。父亲说：“其实没什么奇怪的，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0年8月29日，钱学森买到了回国的船票，但8月30日人们突然得知，钱学森已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扣留。美国洛杉矶海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们声称在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发现了近八百公斤的草图，笔记和照片，全部都是技术情报，暗示钱学森是一名间谍，正准备偷运机密回国，于是把他关在了联邦调查局的监狱里。

其实，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个阴谋。钱学森是世界航空理论权威冯·卡门的得力助手，作为美国火箭领导四人小组成员之一，钱学森大脑里装着太多重要的技术信息，他想离开，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甚至放言：决不能放走钱学森！他知道的太多了，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因为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威逼利诱没有挡住钱学森回国的步伐。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中国政府一直与美国有关方面协调，可是美国代表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依据为理由，一点不松口。周恩来总理等为此非常着急。这个时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署名就是“钱学森”。信中的内容，原来是钱学森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表达自己“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的迫切心情。这封信是已被软禁了5年的钱学森摆脱特务监视，在寄给比利时亲戚(蒋英妹妹)的家书中，夹带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总理那里。周恩来总理当即作出了周密部署，叫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在谈判中揭穿了美方的谎言。在事实面前美国政府哑口无言，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得以实现了！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从辗转踏上归国旅途那刻起，钱学森的命运就和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钱学森的名字就和中国的航天事业紧紧连在了一起。他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立于伟大时代的潮头，开始书写人生最辉煌的篇章。

“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干”：中国航空事业从此起步

“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干！”面对中国能否研发导弹的疑问，钱学森掷地有声的话语，使中央下了决心。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回到祖国不到半年，就向国务院提交了第一份绝密报告《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笔作了批示。这是中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之作，就在这份手稿上，钱学森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发展我国航天技术的建议，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制定了重要的实施方案。在钱学森提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之后的同年8月，中央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任命钱学森为委员。随即，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随后的日子里，钱学森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和参与制定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宣布。此后，钱学森便一直在思考我国卫星事业的发展问题。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和空间物理的设计、研究机构。钱学森负责卫星的大总体工作，为解决人造卫星研制中的许多关键技术问题贡献了智慧。1964年6月，我国成功发射第一枚自行研制的导弹。4个月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成功进行。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东方红》乐曲传遍全球……

如今，《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已经成为交大徐家汇校区钱学森图书馆玻璃橱窗里泛黄的手稿，然而从这份手稿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却正如日中天。从“两弹一星”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如今已经实现了“神州八号”与“天宫一号”的对接，实现了嫦娥工程探月，开启了萤火一号的火星探测……站在钱学森和老一辈科学家的肩膀上，中国人得以仰望头顶那片更加辽阔的星空。

钱学森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史册上。

情系母校：获颁杰出校友终身成就奖

钱学森获得过无数荣耀：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但母校113周年校庆时授予他的“杰出校友终身成就奖”是很特殊的一个，因为，钱学森的心，一直和母校紧紧相连。

1955年10月，钱学森归国不久来到上海，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看望年迈的父亲，第二件事就是回母校看望他的老师。1955年10月22日钱学森兴致勃勃回到母校，由他一向敬重的陈石英教授（时任副校长）亲自接待并陪同参观并受到师生们热烈欢迎。

钱学森回国后的第一个学术报告会是在母校。1955年10月25日钱学森又应邀再次回母校与学校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举行了座谈会，会上钱学森以亲身经历及回到祖国的感受，阐述了祖国科技发展有无限广阔的前途的观点，并对他近期正在从事的科研情况向教授们作了介绍，这可以说是钱学森回到祖国后所作的第一个学术报告，自此以后钱学森与母校的联系就连绵不绝了。

50年代后期钱学森在北京举办力学研究班，实际是一个导弹技术“扫盲班”，母校就派了青年教师何友声等前往进修听课，回校后即筹建了火箭弹体、火箭发动机等专业，与钱学森推动的国防工业发展遥相呼应。1980年春，钱学森在美国的同学范绪箕教授就任上海交大校长后不久，钱学森就欣然接受范绪箕邀请回母校访问，并在部分专业教师会上发表演讲，鼓励年青的教师们在选定的目标上坚韧不拔地开拓前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l984年，上海交大成立校友总会，钱学森又用传真发来亲笔贺信，并在会上光荣当选为交通大学校友总会第一届名誉会长。

1989年11月，交大编印1934级毕业55周年纪念专辑时，钱学森又写下“回顾与展望”一文，详细回顾了他在母校生活五年中的一些感受，称赞上海交大是“把麻省理工学院搬到中国来了”，称赞“上海交大在当时的大学本科教学是世界先进水平的”，文章中还与级友共勉：“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还要尽力做出贡献”。

1994年，学校筹建校史博物馆时曾派人专程前往访问钱学森，钱学森非常谦虚地送给母校两本书，即《钱学森文集》。1998年，钱学森的一本新著《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又交给母校的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迎来113周年校庆之际，全校师生、校友一致同意，授予钱学森杰出校友终身成就奖荣誉。钱学森欣然接受母校的荣誉，并派其子钱永刚出席颁奖典礼，发表获奖感言，感谢母校的情意。

“钱学森之问”：一生心系人才培养

“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科技创新人才？”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人才培养的方向标。

人们大多很熟悉钱学森冲破重重阻碍回国的故事，熟悉钱学森开创共和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感人经历和重大贡献，而钱学森晚年特别关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问题，却鲜为人知。

“母校要面向二十一世纪。”钱学森对上海交通大学的人才培养分外关注。1992年秋，钱学森写信给母校生物技术研究所朱章玉教授称：知道他“创立的生物技术所的先进事迹，深受鼓舞，并表示衷心祝贺，希望他在下个世纪（指21世纪）把利用微生物的工业办成像上海宝刚那样的大企业，生物技术也将成为上海交大的一个大专业系。”

1993年，在级友筹办1934级毕业60周年纪念册时，钱学森又撰写了“母校要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文章，重申了要把“生物技术办成上海交大的一个大专业系”的观点，并强调指出“这里说的大系，除利用微生物进行化工生产专业外，还将有诸如植入人体的人造器官的设计创造专业，以培养出再造人体所需器件的设计人才……再有一个专业是培养设计制造老年人所需的辅助机械设……等的人才。”

进入晚年的钱学森，虽年事渐高，但仍密切关注着我国的科技事业。他一直思考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的问题。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坦诚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为此，他深刻反思现行的教育制度：“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教材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教师。”

2005年建军节前夕，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并向他简单介绍了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制定情况。“您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钱学森思维敏捷地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

2007年，钱学森已96岁高龄，他还是经常说：“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2009年，由教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启动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的入选高校是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在内的国内16所著名学府，“钱学森之问”启动了国家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新方略。　　

大地上的丰碑：把钱学森精神发扬光大

党和国家对把一生奉献给了祖国航天事业的钱学森特别关心。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每一届国家领导人都曾亲切看望过钱学森学长。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毛泽东特别高兴，破例在生日那天设宴请客。宴会前，工作人员拟定了一个入席者名单给毛泽东审定。毛泽东看了3桌客人的名单后，十分郑重地用铅笔将钱学森的名字从另外一桌划到了自己所在桌位的名单上，而且让钱学森紧挨自己的身边落座，并在宴会上当众称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1989年的国庆招待会上，邓小平亲切会见了钱学森。1993年12月，时任国家领导人的交大另外一位杰出校友江泽民看望了钱学森。2008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钱学森家中，亲切看望这位为中国科技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著名科学家。

作为人生泰斗、作为科学巨匠，钱学森获得了全国乃至全世界敬仰。作为钱学森学长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师生更多一份情怀，也更多一份责任。党和国家对钱学森的关心，给钱学森的荣誉，交大师生感同身受，备受感动和激励。同学们纷纷表示，钱学森充分体现了交大‘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校训精神，不仅仅在学术上贡献卓越，在精神品质上更是高风亮节。

2002年11月，上海交通大学提出了在校园内建设钱学森图书馆的倡议，得到了有关部门及钱学森家属的赞同。中央领导对这一倡议高度重视，给予了亲切关怀与大力支持。中央认为，钱学森同志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几十年来，钱学森同志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科技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高尚的道德情操。钱学森同志的杰出贡献、感人事迹和崇高品格，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应当尽快把钱学森图书馆的建设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及早准备，精心策划，使之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成为激励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力量。

2005年10月，在钱学森归国50周年之际，中央批准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建立钱学森图书馆。随后，在中宣部的主持下，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文化部、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和上海市与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次就钱学森图书馆建设的有关事宜进行了协调研究，并由中宣部下达了《筹建钱学森图书馆工作方案》，钱学森图书馆建设工作就此拉开了序幕。

钱学森生前就已经把很多珍贵的资料捐给了母校的钱学森图书馆。对此，钱学森图书馆名誉馆长钱永刚说：“钱学森不仅仅是我的父亲，他还属于中国、属于民族。我们有责任把他的精神保留好、继承好、发扬好。”

2011年12月11日，在钱学森诞辰100周年之际，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钱学森图书馆经过立项、设计、施工，万众瞩目的钱学森图书馆正式开馆。建成后的钱学森图书馆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钱学森各个时期文献实物最完整、最系统、最全面的收藏管理中心；钱学森科学成就、治学精神、高尚品德、传奇人生的宣传展示中心；成为钱学森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研究交流中心。

宛若丰碑，钱学森图书馆在交通大学百年徐汇校区巍然矗立，铭记着一位人民科学家伟大的一生。宛若丰碑，钱学森的精神永存，激励着交大师生，激励着所有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