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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交大·百年树人]徐青:我的设计师生涯[图]
[发布时间]: 2016年0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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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延敏

[编者按]跨越三个世纪的上海交通大学,在120年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中,培养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杰出校友,他们创造了一大批重要的科技文化成果,为国家建设、民族振兴、人类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星月交辉,照亮浩瀚长空,也在交大校园留下了美丽传说,历久弥新,激励交大学子奋发前行。新闻中心特别推出“学在交大·百年树人”专栏,展现杰出校友们的成长历程、卓越成就,营造“学在交大”的浓郁氛围,共庆交通大学120周年华诞。

徐青,1960年生,湖北武汉人。1978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液压传动专业,1982年毕业后进入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第701研究所(现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701研究所),现任该所副所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采访中,徐青回忆了自己在“文革”后两次参加高考进入交大学习的经过,并重点讲述了自己负责驱逐舰现代化改造、多功能综合实验船设计及新型护卫舰研发的经过和体会。    

口述:徐青

采访:姜玉平、漆姚敏、刘岸冰、陈晓轩

时间:2012年7月5日

地点: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701研究所(湖北武汉)

记录:刘岸冰

编者:朱恺

两次高考

我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考入上海交大的。我是湖北武汉人,在读大学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我读中小学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伴随着教育革命,当时念书并不系统,社会实践活动也比较多,经常要学工、学农、学军什么的。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上了中学后,我除了担任过班长和大队委外,还兼任了民兵营的营长。我母亲是在教委工作的,她怕我社会活动太多影响了学习,就在我念高一时帮我转到另外一所中学,结果没想到比原来的那所学校活动还要多。一直等到拨乱反正、恢复高考之后,教学秩序才逐渐恢复,一切变得正规起来。    

不久高中分班,我考进了重点班,学校的课程安排也增加了,学习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977年冬天和1978年夏天的那两次高考,我都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没被录取,是因为我当时是以跳级生的身份去参加考试的,大学对跳级生的录取条件要比一般学生高,我记得各科成绩的平均分要求在98分以上,否则以我的成绩被录取应该是没问题的。那次我们重点班的很多同学都以跳级生的身份去报考了,结果被录取的只有一位。    

最终我在1978年的那次高考中如愿以偿。这次考得不错,要不然我也进不了交大,那时交大的录取门槛也是很高的。    

学习是一件艰苦的事情

我进交大其实学的并不是造船,而是机械,更准确地说是液压传动与自动控制专业,属于自动控制领域。所以我不是一系的,而是六系——机械工程系的,分在了63081班。上海交大是国内高校中第一个开设液压传动与自动控制专业的,我们的专业课老师也是从国外回来的。应该说液压传动和船舶还是有关联的,因为现代舰船上的机械控制要用到它,也正是因为这个,我后来才进了701所工作。    

其实学习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件,如果没有入门更为枯燥,老实说谁都不愿意学习,但如果身边能有一种好的学习氛围或是一种激励,我相信大家还是愿意好好去学的。一般说来,班长和学习委员,学习总要比普通学生好一点才行,担任学生干部其实就是一种激励。人的身上都有惰性,但如果外界给了你荣誉和光环,就会对你产生激励,产生出正能量,你就会努力,效果也就不一样了。以我为例,我上高中的时候,班主任老师生病住院,她经常让我帮着她上课,所以我觉得我要加倍努力,学得比其他同学好,才能教别人,正是这种正能量激励着我刻苦学习。    

两代交大人

我上大学之前,家里条件比较艰苦,我妈给我准备了一个木桶、一床被子、一面蚊帐,准备我上山下乡时用的。后来考上大学,木桶就不要了,但还是背着被子和蚊帐来上海了。我记得当时坐的是“东方红”轮船,经过三天三夜的航渡,终于到了上海黄浦江畔的十六铺码头。下了船,看到交大派来接我们的大卡车已经停在了那,我们跳上车,一路开到了学校。    

我对学校的第一印象是第一食堂——当时的报到地点。那时,食堂旁边的宣传栏上还贴着很多大字报没有撕掉。报到注册后,我找到了自己所在班级的宿舍,一切算是安顿了下来。    

进了交大以后,我同班上其他同学一样,天天都泡在书堆里,埋头苦读。我的生活可以说是“三点一线”,就是寝室、教室,还有食堂。我们那时住在校外的社区宿舍,六系是和五系住在一起的。我每天去食堂的路上都要经过“民主广场”。平时上课主要是在工程馆里,当时是偏重于机械设计,所以工程制图课比较多。    

记得当时我们专业根本就没有正式的教材,有的教材都是油印的,刻完了现印;有时候也用外国人编的书,像“自动控制”课用的讲义就是日本人编的。即便有课本,很多老师讲课也不是照本宣科的。    

应该说那时的学习还是蛮紧张的,好在我是从高中的重点班出来的。重点班连每天晚上都要上课,早就养成了自觉学习的习惯,所以我对交大的学习节奏和氛围还是适应的。白天上课,晚上自习。只有星期天不上课的时候,我才到徐家汇走一走,到第六百货公司逛一逛,买点生活用品什么的。回来后就是洗衣服、洗被子。如果是三伏天,就抱着一床凉席到宿舍的房顶上去睡,因为上海的夏天是很炎热的,而且那个时候宿舍里也没装电风扇。    

顺便说一句,我儿子也是在交大念的书,前年刚毕业。他学的是船舶工程,我跟他交流过,发现他们现在读书跟我们那时完全不一样。他们现在实行的是学分制,我们那时是你考多少分就是多少分;他们现在要用计算机选课,所以必须得有电脑,要不然上机晚了你就选不到好的老师了,我们那时课程都是学校统一安排好的,比较被动;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我们那会都有班干部、辅导员管着,现在好像不太有人管了。时代在变,学校的组织管理和学习模式也在变,不可同日而语了。    

虽然离开母校已经很多年了,但我对徐汇校区的那个老游泳池还记忆犹新,印象中在游泳池旁边有艘鱼雷快艇,首部有一挺机枪,两舷各有一座鱼雷发射管,它引起了我的兴趣,一有空闲,我就一个人走到那里,仔细端详,上去钻进舱室,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对舰船有了点认识,但是,没想到我这辈子与舰船结下了不解之缘。    

学校教会了我学习的方法

这些年的工作中,我确实感到交大毕业的学生到了单位以后,要比其他学校的毕业生适应得快一些。交大的课堂教学、实践实验和毕业论文的各个环节里,都在向学生传授一种学习和思维的方法,所以交大的学生在科研方面很容易上手。    

我刚分配到701所时,领导就给我安排了一项任务。当时我所设计的一条船,船尾出现了异常的振动,领导说你赶快给我分析一下,问题究竟出在哪?我就用学过的液压系统原理,通过误差带分析,计算液压波动值,为异常振动的分析提供了支撑,并因此获得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经过这件事,我感到学有所用,这里应该是我人生的舞台。    

毕竟我所是总体设计所,舰船设计专业比较全,涉及面广,应该说这其中的跨度还是挺大的,但我也顺利“转型”了,这还得感谢母校,因为是交大教会了我学习的方法,给我打好了基础,让我在毕业后能适应不同的岗位。    

我们701所是以船舶工程设计为主,其余的专业为辅。我来了之后,接触了这一行,感到要胜任这个岗位,对于船舶及其相关专业的基本知识都要有所了解。所以在工作过程中,我逐步都自学了一遍,至少基础的东西都懂。至于实践中遇到了难题,就再去向同事和前辈请教。尤其是当了总设计师以后,工作中涉及的领域就更多了,包括船、机、电和武备等等,光是电气专业就还分强电、弱电,学问多得很,牵涉到方方面面。不是说原来学了一个领域,一辈子就只和它打交道。    

有一句话叫“书到用时方恨少”,所以说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正是最能激发一个人学习劲头的时候,这个时候学东西不仅记得牢,而且还能活学活用,这是我的切身体会。相反,那些不太用得着的东西就很难学进去。    

我成了所里最年轻的科长

如果说交大的培养给我打好了基础,那么701所则给了我一个重要的舞台。自大学毕业分配到所里,我一直没更换过单位,在造船领域一干就是30年;而我的很多同学都离开了这一行,有的出国,有的自己开公司去了,所以说我对造船事业还是充满热爱之情的。    

1985年,朱英富当时任我所在研究室主任,找我谈话,说经研究决定,任命我为系统科副科长。我当时吃了一惊,心想我毕业才三年,只是个助理工程师,在科里属小字辈,职称也最低,怎么就让我当科长去领导那些高级工程师和研究员呢?他说没事,我支持你。就这样我成了当时所里最年轻的科级干部。    

老实说当副科长对我这个年轻人来说还是富有挑战性的。记得第一次给大家安排工作,就是事先由科长从上海寄了一封信过来,上面写着安排谁做什么、谁做什么,然后我根据这个再找每个人谈话,布置任务。我就是这样一点点成长起来的。我在科长的岗位上一直干了8年,直到1993年升为室里的副主任,1996年担任主任。2000年的时候,所里进行机构调整,成立了“水面舰船研究部”,由我负责。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要到上海去。那段时间我是上海、武汉两头跑。记得我还参加了上海市第八次党代会,好像是2002年的事,江泽民同志也在我们选区。到了2003年,我又回到所里担任副所长。我这些年的工作经历就是这样。    

我和“中华第一舰”

我觉得在研究所里当干部,尤其是管业务的干部,对技术一定要熟悉,我就是从基层科研第一线走上来的,参加了多型舰船的总体设计工作。    

例如“开封”号导弹驱逐舰的升级改造。它是我国最早的一批驱逐舰之一,受到当年我国技术水平的限制,装备不是很先进,特别是反潜和防空能力比较弱,一旦敌人从空中来攻击,单靠舰上原有的武器,难以防御。这样从1991年开始,就对它开始进行第一次现代化改造。我们拆除了舰船后部原来的37mm口径舰炮,设计安装了从法国汤姆逊CSF公司进口的“海响尾蛇”防空导弹系统;到了1999年又进行了第二次改造,用“鹰击”反舰导弹取代了老式的“海鹰”导弹,这可以说是质的飞跃。经过改造,使我们的战舰第一次具备了近程防空反导能力。该项目获得了国家科工委的一等奖。这为后来我参加的“中华第一舰”之称的“哈尔滨”号研制分担了风险。这个项目是我主持论证的,我当时是副主任。    

多功能综合试验船

我第一次担任总设计师是负责多功能综合试验船项目。这种试验船是专门用来做水声及水中兵器试验的。当时我们国家对水声和水中兵器方面的试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按照船东的想法是要把静态试验、动态试验、舷侧阵、水声测试和鱼雷发射等多项试验同时在一条试验船上完成,我们感到难度很大。为此还特意去国外考察,我们发现俄罗斯需要5条船才能完成这些试验。如果要把这些试验集中在一艘船上完成,会遇到很多关键性的技术难题,当时国际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这么做过,没有可以借鉴的资料。    

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需要设置一个直径超过6m的大型深井贯穿主船体,可是如果这样这船还能航行吗?通过广泛查资料,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英国人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按他的方法试验后发现不行。后来我想出了一个镂空顺流的法子,就是设计一种盖子,可以将水井底部的来流顺流到船体底部的去流段。船东把它戏称为“徐青盖”,不过我们当时没申请专利,反正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使试验船既能安全航行,又能做试验。    

研制这艘试验船时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关于舷侧阵试验舱,既要考虑到结构强度又要考虑透声性能的问题,材料的选择非常关键。最早透声窗材料选的是不锈钢,但声波传递的效果比较差;然后就换玻璃钢,透声性能好,但不耐碰撞,最后用了钛合金。据悉俄罗斯用的就是钛合金,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钛合金材料,虽然一开始没经验,但后来还是解决了与钛合金相关的一些工程应用问题,比如钛合金透声窗的插入损失、安装和环境减噪等关键技术。这以后我们又解决了试验船的电磁兼容、噪声隔离、声纳试验、振动试验和鱼雷发射试验等问题。最终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科工委的二等奖。    

1999年这艘船交付使用,直到现在它仍在服役。这艘多功能综合试验船能力特别强,除了试验,还能干很多事。记得2002年的大连空难中,北方航空公司的一架MD-82飞机在大连附近海域失事,在众多搜救船只中,搜索人员就是靠着这艘船才找到了失事飞机上的黑匣子,为此立了一功。    

我是第一代隐身护卫舰的总设计师

在这之后,我接手的重大任务就是担任跨世纪的新型护卫舰的总设计师。该型舰是我国批量建造的隐身护卫舰,是国家“高新工程”一期重点项目。我是2000年被国家科工委任命为总师的。这个型号的成功研制可以说是我国海军护卫舰的跨越式发展。    

新型护卫舰的动力系统有了一个大的飞跃,过去我们的舰船是用双机双桨,而该型舰用了四机双桨,柴-柴联合动力装置,由国内生产,总功率较以往大了许多。    

新型护卫舰的构型注重雷达波隐身的需求,外形布局方面力求简捷、实用,并需有现代气息,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它第一次实现反导导弹热垂直发射。一般导弹的发射方式分热垂直发射和冷垂直发射两种。冷垂直发射是分两步完成的,导弹先从发射箱内弹射到半空中,然后导弹上的发动机再点火启动,俄罗斯的垂发防空导弹大多是冷发射;而热垂直发射是导弹直接在发射箱内点火,然后靠自身的动力脱离发射箱,美国人的热发射技术比较成熟,他们的“标准”系列导弹就是热垂直发射。现在我们也能做到这一点了。    

此外该型舰还第一次实现火箭助飞鱼雷垂直发射,通俗的说就是先将鱼雷当导弹打出去,这样鱼雷攻击的范围就远了;然后再通过它配备的降落伞入水后攻击敌潜艇,就象“神九”返回到地面一样。    

该型舰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现在已经批量建造,服役后表现不错,如去亚丁湾护航、去利比亚撤侨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外界媒体对它的评价也不错,在同各国海军的接触过程中获得了诸多好评,有很多国家想买这种型号的护卫舰,该型舰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当然,军售的船跟我们自己用的略有不同,要根据客户的需要加以修改调整。比如我们出售给纳米比亚的船,总布置就有所区别,因为各个国家生活习惯和文化不一样。我们舰上的会议室一般都是设计得方方正正的,但是他们提出要带拐角的会议室,管“会议室”叫“起居室”,军官在一起讨论问题,要显得私密一些;卫生间需求也不同,他们要带臀部冲洗的马桶;此外他们还要求船上有祷告室等等。这样一来舰船的整个格局就不同了,得重新设计调整。    

当总设计师的体会

做了几年的总设计师,我有不少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主要是三点,一个就是前面讲的当总师在技术上一定要专业,虽然不一定要样样都很精通,但每一样都要有所了解和领悟,还得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也就是说要“博而精”。注重经验的积累也很重要,这样才能面对每一个问题时,都有自己的见解,才能有决策的信心。    

第二个就是身为总师必须要有想象力,也就是要有创意。总师离不开总图,总说明书,这都是各专业的总集成。只有用跨界思维方法,才能有创意,才能体现其想象力,才能实践创新。    

最后一点就是作为一名总设计师,在管理上也应该是一个行家,要有人格魅力,善于组织与协调。因为总设计师要带领一个团队,决不能靠个人英雄主义,所以说要有管理才能,这样才能够把大家团结起来干成一件事。现在的科技发展很快,不是一个人能完成得了的,都是系统工程。我认为我们从事的工程科研,不像陈景润研究数学,一个人就可以解决难题,只要他自己数学好就行了。我们干的完全不同,要许多人拧成一股绳,才能完成同一目标。一个新的型号搞出来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也不可能是一个能干成的。所以当总师的各种压力是很大的,独善其身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人和事,统一协调。    

学长的期许

交大的学风和她的文化,我个人是比较认同的。我念书那会儿交大是工科性大学,比较偏重于工程,注重培养理性思维。我高中同学里也有考上复旦的,像复旦就是理科性大学,其中文科生也比较多,感性思维的比重要大些。我觉得交大的学生是最朴实的,这与学校营造的严谨求实的学习氛围和所学的专业偏重于工程实际有关。    

我返校时看到学校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教学和科研软硬件条件都有很大的改善和提高,教学、科研硕果累累,作为交大的学子也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现在学校是文理综合性大学,这个当然是好的,但我觉得还是要继承和发扬交大的传统和特色,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要让学生出来以后能够胜任各项工作。我觉得大学里的课程设计不论是专业基础课,还是科学实验课,还是要和今后的工作领域紧密结合,这样学生毕业后才能快速地适应工作岗位,让他们尽早的展现交大学子的风采。    

如今很多学船舶和海洋工程的学生毕业后也不再干我们这行了,有经商的、搞金融的,各种都有,我觉得也很正常,是社会进步了,个人的选择余地大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类人才。其实,强大的国防要有经济作基础,经济的发展也要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所以说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两者并不矛盾,个人可以从中选择。    

当然就个人而言,我还是希望交大船院的学生将来能投身到造船这一行来,尤其是加入到舰船工程这一国防事业中来。这一次我们所设计的那些舰船到黄岩岛附近转了一圈,菲律宾人就撤了,然后就坐下来跟我们谈判,中央台和凤凰台都报道了,这就展现了我国的国威和军事实力。再如上次利比亚撤侨,我们的一艘护卫舰就在那里保护着我们租借的游轮,游轮上的华人华侨看到舰上的五星红旗时都热泪盈眶。我们的舰在那里,谁敢动他们?知道了这些,我作为总设计师当然感到自豪,说明我们做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获得了大家的认可,这比任何奖项都来得实在。    

我们现在GDP(指国内生产总值)中有60%都是靠海运,我到世界各地都能碰到中国人。上次我去埃塞俄比亚,在那里就碰到一个东北人。他其实是下岗工人,后来到那里办了一个水泥厂,他们用的物资都是通过海上运过去的。这就需要我们的海上交通运输线保持安全畅通,而我们设计的这些舰船就是负责保卫海上通道安全的。以前碍于海军的能力,有些地方我们去不了;现在我们有能力了,哪不能去?所以说要大力发展国防事业。各行各业都能为国出力,但我还是希望交大的学子将来能投身国防军工领域。我记得我们读书的时候有委培的国防生,他们毕业后去昆明、石河子等地保卫边疆去了。总之,我对母校船院的学生能献身国防事业抱有很大的期望!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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