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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交大·百年树人]陈书海:华山路1954号永远在我心中[图]
[发布时间]: 2016年06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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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延敏

[编者按]跨越三个世纪的上海交通大学,在120年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中,培养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杰出校友,他们创造了一大批重要的科技文化成果,为国家建设、民族振兴、人类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星月交辉,照亮浩瀚长空,也在交大校园留下了美丽传说,历久弥新,激励交大学子奋发前行。新闻中心特别推出“学在交大·百年树人”专栏,展现杰出校友们的成长历程、卓越成就,营造“学在交大”的浓郁氛围,共庆交通大学120周年华诞。

陈书海,1950年生,安徽宣城人。197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系,后分配至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第714研究所工作,历任第714研究所中文资料组资料员、造船文摘编辑部编辑、文摘部主编、科技处副处长、所长助理兼经营处处长,中国舰船研究院(七院)科技交流中心总经理,第714研究所副所长等职。2002年至2011年,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4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5本(合著)、译著6本(合译),内部出版专著、译著若干本。多次获得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奖、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奖。2004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采访中,陈书海回忆了在上海交大船制系的特殊学习经历,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位老师,讲述了他从最不起眼的科研岗位成长为714所所长兼党委书记的奋斗历程、独具特色的科研理念与心得,以及对母校船舶学科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口述:陈书海

采访:盛懿、胡端

时间:2012年5月18日

地点: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4研究所(北京)

记录:胡端

编者:胡端

“文革”期间首届工农兵学员

我1950年出生在安徽省宣城县一个贫瘠的农村。1973年,由群众推荐,有幸被选送到上海交大求学。跟我一届进入交大的同学,是“文革”期间交大第一次招收的大学生,属于工农兵学员。从偏僻的安徽农村来到大上海读书,真是一件令人幸福的事情。记得我们到了交大以后,所有的同学都感到激动与兴奋,那时的场景我现在还历历在目。交通大学的老校址——华山路1954号在我们心目中,可以说从来不曾忘记。当时别人向我问路的时候,其他地方的路号,我可能记不住,唯独交大在哪条路第几号,我可以马上告诉他,华山路1954号,非常清楚。  

去年,我们同学会搞了一个活动,内容是展览一下我们在母校上学时一件或一样最值得纪念的物品。我就找了好几套旧宝贝出来:有学生证、火车票、交大共青团主办的赛诗会明信片。还有我读书时下工厂的劳动日记,上面记有每天所干的事情,包括一些鸡毛蒜皮的吃喝住行。比如当时坐公共汽车,坐五站要五分钱,六站就要一毛钱。我当时也想学一下上海人的精明,算计算计,获得了点启发。就是第一站可以走路,因为路程短,最后一站不能走,因为路途远,所以总共坐五站,省了五分钱。当时一毛五可以吃一个狮子头了,大排我们还吃不起,就吃五分钱的烂糊面。想想那时在交大的日常作息生活,至今仍然很怀念。  

那时上课在新上院,我们船制系(当时称“一系”)的教研室就是现在钱学森图书馆的方位,当时的游泳池也在那。宿舍在靠东的4号楼,现在改为女生宿舍了,就是靠近番禺路那边,中间有个篮球场的。至于教过我们的老师,我现在有印象的还比较多,有些还常有联系。如毛杏云老师,是我们班的政治辅导员,思想工作做得好。任课老师有杨尚荣、杨代盛。杨代盛老师教的是结构力学,当时是船舶制造系副主任,现在还健在,大概有九十多岁了。他是四川广安人,上课时的乡音很浓的。盛振邦老师是搞材料与结构力学的,上过他几次课。数学老师是张克邦,宁波人,长期从事最优化理论、算法及应用的数学科研,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很早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非常有名。还有个老师更有名气,就是教船舶静力学的杨槱。我现在这里还有他当年编的《船舶静力学简明教程》。去年在上海南汇成立了中国航海博物馆,我跟他一起去的。他现在岁数很大,95岁了。  

我们这届工农兵学员在交大虽然正值“文革”,碰上不少政治运动,但这批学生中的多数还是渴望读书、勤奋好学的,而且大家的基础普遍比较好。其中有4个是船校毕业进交大的,已经是中专程度了。有6个是1966届高中毕业的,也很优秀。还有几个是湖北武汉701所选送到交大来的,机械制图都不用学的。所以这一届的整体基础相对比较好,学习氛围比较浓,基本没受造反运动的影响。  

当时教我们的老师也还是十分认真投入、爱岗敬业的,我们一进去的时候,这些老师就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管社会怎么动乱,怎么变革,只要将科学知识牢牢地学到手以后,你走到任何地方,都不会落后于人家。另外,由于我们是首届工农兵学员,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对外又很难获取,一系的这些老师们就自己动手编印教材。现在我还完整地保存有一全套当时的上课教材,它们跟随我都三十五六年了。估计现在很少有同学能保存得这么齐全了,非常珍贵。  

我们这一届还有几个独有的“第一”:第一是“文革”期间交大第一届招收的工农兵学员。虽然我们同交大在正常年份招收的生源有些不同,但母校从来不歧视任何人,只要是在学校上过学、读过学习班的,都是交大校友。第二是第一批在船制课程上使用计算机编程语言的学生。当时交大用的电脑虽然笨拙无比,程序语言也相当单一,但却是全国高校中最早使用计算机教学的。第三是在那个特殊的“文革”年代里,我们这届在交大读书的时间应该算是最长,从1973年9月至1977年1月。我们知道,“文革”期间,全国很多学校的工农兵学员都只读两年大学,即使在清华学习的都只有三年,从来没有四年学制的。唯一学三年半的,只有交大,这在全国都是少有的。这也充分证明了即使在那样一个长期压抑的特殊环境里,交大的教师仍不忘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使命与职责。  

从资料搜集员到714所所长

1977年1月,我们开始进行毕业分配,我被分到北京714所。当时714所隶属在中国舰船研究院(七院)下,七院在国内外都比较知名,原来的院长是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同志。七院下设几十个船舶研究所,除了714所在北京以外,其余都在外地。现在与七院的隶属关系取消了,改隶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当时我一看是分配到714所这样的国防军工单位,非常兴奋,深感交大毕业生能为祖国的国防工业出力,既是应有的职责,又是无尚的荣誉。  

但是一来到所里,我立马发现自己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当时总共分配进来五六个人,给我分配的岗位是最不好的,叫中文资料搜集员,主要任务是四处跑腿,收集对科研有用的数据信息。这个岗位开始不太有人看得起,被认为事情繁琐,技术含量低。但当时我分到这个岗位上是这么想的:别人看不起我个人没关系,但绝不能让人看低了交大。刚出来工作,地位不高,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大学几年学到的东西毕竟不多,且多以理论为主,不可能一工作就冒出来。所以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关键在于自己知耻而后勇,奋力提高知识储备与业务水平。  

我曾经跑到上海嘉定去找资料,当时突然下起大雨,我实在没地方躲,正巧那里有几条头牛,我就躲在牛肚子下面,弄得十分狼狈。我还记得刚来所里的时候,就是1977—1978年这一年,我基本上晚上很少睡觉。因为大量搜集来的资料要靠自己去钻研的。别人工作八个小时,我就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多时候,周末都是要通宵工作的。最难熬的是夏天,我住的小平房里,蚊子多,又没空调,只有一个电风扇。蚊蝇的叫声、风扇的噪音,让人实在静不下心来。于是,我就打来两桶清水,把两只脚放里面,最后还用两个大信封套住脚,用这个方法既降温又防止蚊虫叮咬,就这么坚持下来的。那时候一个星期只有一天休息,且每天晚上也只睡三四个小时,一直到现在我还改不掉这种睡觉少的毛病,现在全所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习惯。因为我有时带团到欧洲、美国、巴西考察,那边与中国有时差,其他人在生物钟上都需要调整与适应,而我不需要,因为我睡觉无所谓时差,反正就睡三四个小时,正好倒时差的时候,我就睡好了。  

二三年过去了,我开始在所里人才鼎立的竞争环境中一步步地走上来。从文摘编辑部组长到主任,从科技处当副处长,到所长助理,再到副所长、所长,党委书记。在当时七院下属的二十几个研究所中,“文革”期间毕业的,唯一当所长的大概就是我了。在几年奋斗成长的过程中,我也总结出几点做人与科研的心得体会。第一,怎么做人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品端正,待人诚恳。特别是走上领导岗位后,对前辈要多虚心求教,对后辈要多交流关爱。如今,很多到所里工作的年轻人项目多、压力大,甚至患上了抑郁症。我就主动找他们谈心,让他们烦心的时候多笑笑,多放松,多转移,就这么简单,自己给自己一点空间松弛神经。熬过最关键、最难受的时候,就什么都挺过来了。我经常讲,现在流行“三化”: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感情交流经常化。信息时代,一定要加强交流互通。遇事不求人,那是不对的,求人并不丢人,相反还可以防止情感疏远。  

第二,一定要掌握扎扎实实的科学知识,使其转化为自己的业务能力,这是“硬通货”。没有这些,你说话做事都抬不起头的,特别在研究机构、科研部门。我一毕业分配到714所,就立下决心,要十分珍惜交大分配给我的这个好单位,一定要让自己在工作中加强知识储备,早点站稳脚跟。人一旦有了能力,没有项目能获取项目,没有资金能得到资金。如果没有能力,就算拿到项目和资金,很快也会散失。我在为总部服务时,还得出自己的一个科研理念:我要把最有用的信息,用最快的速度,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做科研工作是这样,做其他工作也是如此。这句话讲讲容易,做起来却很费功夫。比如最有用的信息,是要对庞大的数据与信息量进行筛选加工,才能获得的。而且即使最有用的信息找好了,最快的速度也达到了,万一送交的不是最需要的人或者不懂的人,那就白费心血了。  

为母校的发展鼓与呼

作为交大校友,我这一辈子都感到非常荣幸和骄傲。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工作后,看得出交大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很优秀。我是中国科协第七、八届全委会委员,经常在造船学会与海洋学会开会,总是碰到很多人讲,只要是交大毕业出来的,不管是分到船厂、科研院所,还是大型配套厂,都众口同声地表示赞赏,可以说98%都是技术骨干。这些人态度严谨,知识面广,系统方面考虑得比较多,而且在某些核心领域的知识积累很丰富。同时,他们又都饮水思源,责任感比较重,对母校的感情很深。这是我工作多年来接触很多校友后总体上的体会。  

作为我来说,虽然毕业三十多年了,但对今天母校的毕业生以及学校的发展还是有所关注、有所期待的。比如我当714所所长以来,出于对母校的感情,每年在单位招聘科研新人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首选上海交大船舶系的毕业生,每年都能招到两三个。又比如,我们每年在北京都会为母校招生工作大力宣传,因为学校的地位和名气一方面要靠自身的内涵建设,另一方面也要靠老校友在外的影响力度与宣传力度。这几年,马德秀书记与张杰校长特别重视校友工作,每逢大的节庆日或者每次来京开会的空余时间,都会专程来看望这里的老校友。我作为母校北京校友会的副会长,同时还是船舶与交通运输分会的会长,手中有一大批交大在船舶行业、交通运输部门,包括中国船级社的校友信息。所以,我知道许多老中青校友都跟马书记与张校长很熟悉,保持着很友好的联系。  

最后,我想谈谈个人对交大目前造船专业现状与前景的看法。我经常对母校的领导同志说,造船这个专业在全中国来说,交大曾是公认的龙头老大,起步早、积累厚、成果多。但是我们现在似乎重视不够,因为它是个传统专业,在如今大量新兴的前沿学科涌现的形势下,难免厚此薄彼。而且这个专业招生太少,毕业的学生又多半不愿从事这一行,我们所前两年招进来的几个交大硕士生、博士生,很快就跳槽了,这是令人担忧的。  

相反,许多过去排在交大后面的新兴学校却非常重视船舶专业,而且已经迎头赶上了。尤其是来北京这边工作的,大部分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毕业生。这个学校七十年代叫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现在在“三海一核”(船舶工业、海军装备、海洋开发、核能应用)领域培养了很多人才。我们所现在已有一大半的中层干部与技术骨干来自这个学校。还有如大连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船舶专业毕业生都来北京工作,其中有很多是“985”的高校,实力很强的,就是交大人来得太少了。我这里要呼吁一下,北京这块阵地不能丢,尤其是造船专业这一块。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交大很多老前辈与老学长都在这里,而我们七院及714所从20世纪50年代的尤子平和田信鸿学长算起,一直到70年代都有很优秀的交大造船系毕业生分到这里来,应该说还是有资源和地位的。如果以后交大造船系毕业的年轻人在这块阵地上站不住,全部是别校的人,那就真的说不过去了。对于母校这种人才接不上的形势,我们内心是很焦虑的,一定要有危机感与紧迫感,在学科建设上要引起重视。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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