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是学校深入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攻坚之年。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魏瑚（1930-2013），女，江苏宜兴人。1947年10月考入交通大学化学系。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支部书记、总支副书记，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上海市科委副主任兼上海市科学所所长，上海市政协第七届常委，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在科研管理与软科学研究方面造诣颇深，为上海科技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012年12月26日，魏瑚在华东医院接受母校党史工作人员采访时，回顾了交大求学期间在火热的政治学习与学生运动的感染下，如何从一名只知埋头读书的小女生转变为初具政治觉悟、积极参与爱国活动的革命青年。

进交大后的课业学习情况

我是1947年10月到交大报到的，因为那一年交大录取时间很晚，结果尚不知晓，我就先上了第二志愿——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等到10月份交大的新生录取名单刊发在《解放日报》，我看到后就马上从金陵女大跑回上海了，交大正式上课是11月。其实，金陵女大的学习环境也挺好的，读书气氛也很浓厚，为什么我要回交大呢？因为金陵女大是私立教会大学，学费昂贵，我总感觉家里面负担不起我读四年书，就没跟父母打招呼，直接回上海了，我相信父母是支持我的。到交大报到后，学校对新同学的欢迎活动很热烈，高年级的同学不仅很周到地安排我们住宿，而且还热情地把已经读过的原版教材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我们。所以，当时入学报到没遇到任何困难。

交通大学1947年度化学系新生入学名册（左二列为魏瑚）

在教学课业方面，交大从来就是门槛很高的。我进去不久就明显感觉自己的英文水平要比上海本地毕业的学生差，也开始感觉读书有点吃力了。读大学之前，读书上课对我来说还算轻松容易的。老师一边在讲课，我就已经在做他布置的课外习题了，老师课上完，我大部分的习题都做完了。进交大后就不一样了，没这么轻松了。即使我努力去听，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全明白，下课后还必须花很多时间精力去补习。幸亏我在中学阶段的数理底子不错，所以，经过一两年的努力攻读后，总算没有掉队，成绩在班上算是中等吧。记得我们化学系到了二年级后，很多同学都退学走了，我能继续留在班里，还算可以。

在交大印象比较深的老师是梁普，他教我们化学实验课，比较严厉，我基本上没有直面跟他对过话，因为我觉得自己功课不太好。实验课还有个助教，叫朱正华，浙大化工系毕业，他在高中就教过我，我到交大来，他也在交大，辅导我们的实验课非常认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曾任华东化工学院第二任院长。第一任院长是我们化学系主任苏元复。华东化工学院是交大、震旦、大同等校的化工系在院系调整时合并组成的，就是现在的华东理工大学。上物理实验课的老师叫胡永畅，他也很认真负责，上海解放后我才知道他也是地下党。他的课，我更害怕，因为他上课时一般要在讲台底下转来转去，看大家做得怎么样。而我那时因为已秘密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担任上海地下学联组织中的报纸发行员，下午经常要去送报，在时间上总和他的课冲突。我现在都不记得自己总共做过几次实验。那实验报告怎么办呢？只能拿别人的数据来抄，但胡老师每次都给我及格分数，70分左右吧，所以我挺感激的。

化学系主任苏元复教授

“山茶社”中唱红歌、学哲学

我进交大后感到功课吃力，固然是由于学校本身起点高、要求严，但更重要的是我当时把精力与重点转移到地下革命工作上了。入交大之前，我从来没接触过政治，思想单纯，见识封闭，社会关系简单。因为我从初中就住校了，而且大部分都是女校，跟社会接触极少。而且我家庭职业结构单一，都是职员出身，父亲是邮政职员，叔叔是银行职员，所以接触的人面不广。但一到交大，热火朝天的政治学习与学生运动把我深深感染了，促使我很快从只知埋头读书的小女生转变为初具政治觉悟、积极参与民主爱国活动的革命青年。那么，我的转变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魏瑚（右）接受母校采访

我最早接触进步学生运动是在1947年11月入学时，当时交大校内的“救饥救寒”运动声势浩大，参加的同学非常广泛，是以班级为单位开展的。我也卷进去了，第一次在社会见识方面开了眼界。当时，我们沿着衡山路、建国西路一直走街串巷，募捐衣物。我发现那些有钱人家里，宁愿在院子里多养狗，也不让人接近，走进他们的家门都很困难。他们会把我们骂一顿，意思好像是这种抛头露面的事不是学生应该做的，学生就应该在校好好读书。有些中等家境的人家，比较有同情心，对我们也比较客气，捐了一些衣服。太穷的人家我们没有去，考虑到他们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那次“救饥救寒”是我第一次参加的学生活动，让我对社会人情与风气了解了很多，知道了有钱人是怎么样的心态，一般人又是怎么样想的，认识到社会成员也是分层次的，对阶级、地位、剥削多少有了些零碎的概念。

接下来再接触的就是“山茶社”的“大家唱、大家跳”活动。记得当时第一个来找我的是“山茶社”的章苏斐，她比我高两班，是在快过春节的时候，“山茶社”要搞一个小规模的联欢活动。我是第一次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只能多听，不会多讲，就坐那儿听别的同学讨论时事。他们会谈很多对时局的见解与感想，我真是又佩服又羡慕，觉得他们的学识真是渊博。同时，他们还会唱歌，我也就跟着一起唱。当时主要唱跟“红五月”有关的歌，另外还有抗日歌曲、民歌、外文歌之类。比如“月儿弯弯照九州”、用英文唱“友谊天长地久”、意大利的圆舞曲等等。那次唱歌跳舞活动虽然参加的人数不多，只有二三十个人，但给我的印象比较深。我感到在那个团体里面非常温暖，大家关注社会、关心国家，引吭高歌。不久，我正式进入“山茶社”。

1948年交大“山茶社”组织团体集会活动登记表

1948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掀起红五月运动的高潮，上海各大中学校在交大举行营火晚会，主题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当天下午，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15000多人陆续来到交大。我作为“山茶社”的成员，主要任务就是在正式开会之前负责“大家唱、大家跳”活动，还带来访者看校园里的大字报与漫画，不会让他们冷清地待着。然后，带他们去上院、中院南面的大草坪，以及容闳堂与老文治堂之间的操场，举行营火晚会。我印象中，前后这两个操场统称为“民主广场”。

营火会开始后，大会主席、圣约翰大学的阮仁泽首先做了主题演讲，悲愤地控诉日寇侵华的暴行，揭露国民党政府追随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场学生的义愤。“山茶社”成员随即演出了各种充满爱国热情的秧歌舞与短剧，带动了大家高昂的情绪，一首首嘹亮的歌声顿时响起。沉浸在那样的气氛中，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群众、群众力量、人心所向。其实，“山茶社”的“大家唱、大家跳”活动不完全是文艺娱乐性质，更多的是把它当作跟敌人作斗争的武器。因为学生没有刀枪，唯一的武器就是嘴巴，用来争辩、唱跳，这样可以发动群众、感染群众。所以，当时同学们用歌声来表达内心的愿望与要求，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的。

加入“山茶社”不久，全校学生中又掀起了“革命还是读书”的思想大辩论。我当时年龄小，理论知识浅，对于很多同学的长篇宏论与滔滔不绝的演讲真的不是很懂，还是以听为主，该鼓掌就鼓掌，该喊口号就跟着喊。不过，我头脑中关于民主爱国、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反对人剥削人的压迫制度等思想大方向还是有的。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有了比较系统与成熟的观点呢？这要归功于“山茶社”组织的革命理论学习。当时学习的主要内容有《自然辩证法》《社会发展史》《共产党宣言》，以及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教材是油印的，教课的老师是我们“山茶社”社长许健，比我大四五岁，他是一个满腹学识，心忧国家，执着于追求真理的人。除了许健外，还有一个他的朋友叫孙健，也给我们上课，他似乎读得有点书呆子，不过学问很深，我们都很佩服。我们这种理论学习是在社团内部秘密进行的，外面的同学都不知道。

1949年4月26日，国民党军警对上海市17所大专院校同时进行大逮捕，56位交大师生被捕。图为1949年5月，部分被捕的交大学生返校后合影（前排左起：杨念如、魏瑚、章苏斐、郭可评；后排左起：刘大成、马昭彦、陈元嘉）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山茶社”那段经历中最让我受益的就是理论学习。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让我从理性上真正确立起献身共产主义的坚定志向；而通过哲学上的唯物辩证法，更培养了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整套思维方法。记得当时困扰我最深的就是“内因”与“外因”的辩证法原理以及“左”与“右”这对政治概念。“左派”与“右派”我始终搞不清。

关于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我向许健提了一个问题：比如发生车祸，事故之前人还是好好的，一点出事的迹象与因素也没有，等到车子碰撞而飞，人就死了。这完全是外因嘛，哪来的内因？这个问题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想明白，等辩证法全部学完后，我终于明白人一生下来就有死的因素，这种因素并不一定以“唯相”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很难看得见人身上致死的因素，这其实就是“内因”。这对矛盾弄清楚了以后，我看问题就比较活了，开始渐渐懂得国民党政权表面上看去很嚣张，但它内部的反对派那么多，自己又那么腐败。这些都是它的内因，必然是要垮台的，这是我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认清楚它垮台的必然性。可以说，我之所以投身地下革命战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服占了很大因素。不过，我不是等所有问题都想通了才参加革命的，而是一边发生思想转变，一边参加革命运动，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参加地下学联秘密送报活动

我在“山茶社”活跃了几个月后，地下党同志就来找我了，时间是1948年9月。来找我的是当时交大总支副书记祖振铨，他说跟我聊聊，意思是让我去参加上海市地下学联的地下报——《学生报》的发行工作，问我愿不愿意。我说我从来没做过，用什么工具去？他让我学自行车。结果，我学了三天自行车就上街了，连方向都不认识。记得当时好几次走到衡山公园路门口的五条岔路时，自行车就不会打弯，只好下车推着走。

我答应送报以后，组织上就约好时间，带我去见《学生报》发行组的小组长。在小组里，每个送报员各有地域分工的，主要是针对学校发送。我当时负责的学校是卢湾区的中华工商学校、比乐中学。取报的时候，我们有时是到小组长家里，有时是小组长派人给我们的。每个星期送报一次，都事先约好人，地点暗号都有的。暗号是上面指定告诉你的，每次都不一样。当时用得比较多的是拿张报纸问：“小姐，报纸上看看日期啊？”有时候会说：“借一支笔给我”或者“我这个笔是什么牌子，别的牌子没有。”除了送报纸外，有时还会传递一些消息、小纸条，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不会看，跟《学生报》一起发下去。送完报后，大家要相互通个电话，确认任务已安全完成，最后才解散队伍。

在地下学联送报期间，我在“山茶社”仍然参加活动，但这两件事都是绝对保密，互不外泄的。为了保密起见，我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许冰，跟我妈妈姓，名字是我自己起的。现在想想，其实每次去送报都随时会面临险境，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因为身上有地下报纸，既逃不掉，又丢不掉。不过，后来做的时间长了，也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就当作普通的日常任务，该走就走。

我参加地下学联活动时，刚好是交大乃至整个上海学生运动比较寂静的时候，时间是1948年下半年。那时，国民党正大肆通缉交大地下党与进步学生，一些已明显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先后撤退到解放区或转移到其他地方，如李家镐。学生自治会中的许多干事，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由于已暴露，也走掉了一大批，所以，党组织认为必须更隐蔽地深入群众，以班级为单位重组学生自治会。后来，厉良辅当选为学生会主席。但就任不到三个月，因险遭国民党毒手，也被迫离校，撤退至皖西解放区。

交大“九头鸟”播音员

在上海市地下学联送报送了半年，到1948年底1949年初，组织上突然通知我，让我回交大。我开始还以为是自己工作干得不够好，后来听说是学生自治会创办了“每日新闻社”，想通过大字报和广播的形式向校内外师生群众传播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宣传党中央、新华社的电讯，扩大影响。因此，需要一个播音员。当时，许多同学都认为我口齿比较清楚，语调比较动听，极力选我去当这个“九头鸟”喇叭的播音员。

其实，这份工作是很危险的，等于完全晾在敌人面前，虽然念的稿子可以隐藏起来，但喇叭是隐蔽不了的。这个喇叭一响，不仅学校里面的师生听得见，整个徐家汇的群众都听得见。上海解放后，我曾亲眼看到过很多单位同事在写入党申请报告时，说自己上海解放前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就是到华山路去听“每日新闻社”的广播，可见影响不小。所以，当我接受这个任务时，就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九头鸟”播音器

对于“九头鸟”喇叭，我很早就不陌生了。在1948年6月“反美扶日”之前的一些小规模的学生活动中，喇叭筒已经在我手里了。但正式属于我专用是在反美扶日的时候。那次活动，交大学生本来是准备上午走出校门，在外滩公园集合，然后发动全市的学生游行。结果，这一天凌晨，国民党就调动了大批军警、宪兵队、保安队把交大包围起来了，冲出去就要流血。所以党总支决定改变斗争方式，改在校内游行。当时，整个游行队伍都跟着我的“九头鸟”喇叭喊话、宣讲：“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枪口对外，一致打击敌人”。大批市民聚集在马路对面，远远地向交大学生鼓掌，表示同情与支持。

在“每日新闻社”当广播员时，我记得共有三个小组。除了我负责播音组外，一个是管喇叭的维修、检修、试音，组长叫钟允若。我非常感激他的工作细致负责，在我主持喇叭筒期间，从来没有出现过没声音、停电等故障。还有一个小组的组长是俞济祥。他每天晚上都组织人手记录来自新华社的广播通讯，形成稿子，然后在当天晚上11点钟或第二天一大早派人送到我宿舍。我就照他们的稿子念。

自从喇叭筒到了我手里以后，学校许多大的宣传活动都是由我承担。1949年4月1日，南京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结果遭到军警镇压，发生了血案，牺牲了两名学生。当天晚上，交大学生自治会就有人跑去南京了解情况，准备4月2日在学校召开上海全市的学生大会，声援南京同学。这是上海解放前交大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以后就没有了。我们甚至绝食一天，把钱省下来寄到南京去，支援受难学生。

为了全市学生大会能够在交大顺利召开，4月2日那天，总支书记庄绪良特地找到我，说：“魏瑚，今天下午这个会可能比较紧张，你赶快去安排一下，喇叭播音还是由你负责。”于是，我就马上跑回去，先把平时播音用的破纸条、书籍清理了一下，扎在一块，丢到女生宿舍厕所间的草纸堆里，防止落入敌人之手。上午，许多兄弟学校的学生陆续到来，我就联系“山茶社”成员黄旭华组织他们搞“大家唱、大家跳”。还没到中午时，我就发现国民党军队在淮海路几个路口把交大包围了，不许其他学校靠近。到了下午，庄绪良跟我讲，今天的情况比较危险，要我警惕，如果敌人抓我的话，要我躲到工程馆楼梯边的小屋子里去，还给了我一把钥匙。

等到下午的大会时间一到，学生自治会就有人把南京同学受迫害的报告、上海方面的支援报告都给了我一个人，让我通过“九头鸟”广播出来。我在台上念的时候，有同学突然发现有几个特务学生在体育馆与容闳堂附近，随时准备搞破坏。当时，同志们都比较紧张，临时决定组织二十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在台前二、三排站岗，防止敌人上台强行逮人。后来总算有惊无险，平安开完大会。这次大会散了之后，组织上要我晚上躲起来，白天还得继续广播。如果白天“九头鸟”广播不响或者换人广播，将会引起校园内人心混乱。就这样，我一直坚守在“九头鸟”的工作岗位上直到解放。

交大解放后第一任学生会主席

1949年5月交大解放后，老一届学生自治会的班子还在维持，暑假以后才开始正式改选。改选时，一般程序是由党总支先推荐候选人，在党内传达，让所有支部党员都知道今年总支推荐的是谁。结果，我被推荐了。我当时不太愿意，有自己的顾虑。因为交大是个以男生为主的学校，且以工科为主，我是女同学，学的又是理科，年纪还那么小，怎么合适呢？我向组织上反映情况后，党总支经过再三考虑，还是坚持推荐我。我也就没有坚决反对，只有硬着头皮参加竞选。

当时的竞选场面实在是够热闹的，校园里到处都贴满了字报，上面写着“投魏瑚一票”。其中，还有我一张照片挂在容闳堂到工程馆之间的路上，特别显眼。那时候上课大部分都在工程馆，同学们来回走动，抬头不见低头见，我真是难为情。还有更引人注目的，当时工程馆上面有两片方形的大玻璃，我的名字又恰好是两个字，刚好能把两块大玻璃贴住，搞得跟对联中的横批一样，让我好几天都心慌意乱，饭也吃不下。到了竞选的那一天，是在食堂里进行的，许多同学都鼓动我站到桌上发表演说，我没肯，吓都吓坏了。只是站到板凳上讲了几句，总结了我过去在“山茶社”“每日新闻社”所作的一些工作，今后我会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说完后，就赶紧从板凳上跳下来。

接下来就是选举，我得的票数大概占到90%以上，当时学校大概两千多学生，估计得到两千左右的票数。本来我还以为主席竞选的程序是先选学生会委员，再由委员会选举出主席，需要经过好几轮的投票。哪知，1946年学生自治会章程中就有一条规定：谁的票数最多，就直接当选主席。这是当时为了与三青团学生、与特务学生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而定下的，解放之初暂时还没有修改。这样一来，很多男同学不乐意了，当时重男轻女的思想毕竟还是有的。何况，交大的女生本来只有10%左右，90%以上是男同学，而且大家以前在中学里都是尖子生。现在选出一个20岁都不到的女生来当主席，恐怕对外对内都难以服众。但是事已至此，反对也没什么用了，好在我长期担任“九头鸟”播音员，大家对我的声音很熟悉，觉得还算悦耳，只要我一讲话，同学们在情绪上会平复很多。所以，在1949年9月，我就成为上海解放后交大第一任学生自治会的主席了。

大学时代的魏瑚

刚开始做主席，我连主持召开会议都不会，很多事情都要从头学起。不久，学生自治会成立了党小组，组长是刘泉祺，也是“山茶社”出身的。学生会许多重大活动实际上是他来帮我出主意，帮我组织，然后告诉我该怎么办，就像“诸葛亮扶阿斗”一样扶着我。当时学生自治会权力较大，举凡文体、伙食、课程难易、师生沟通等事，学生会都可以过问。后来，我也就慢慢适应了。到了1950年第二学期，学生自治会开始改选了，选举章程上的程序改了，学生自治会也改叫学生会了。我本来还是选上的，但组织上来了调令，要把我调离交大，是大三下学期快读完的时候，大概是1950年6月左右。我对这次调离，思想斗争还是很激烈的，我不想做别的工作，还想多读点书，做自己的专业。新中国成立前国家在政治上积贫积弱，当然要革命救国，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应该回到业务上，搞科学强国了。我离开交大的时候，专门到图书馆转了一圈，感觉以后都没机会来了。当时真是想读书，但是考虑到自己已是党员了，还是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就离开了交大。

魏瑚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左起：欧七斤、魏瑚、漆姚敏）

本文原载姜斯宪主编：《思源·激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00-312页。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