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学校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钱存学，1923年9月生，江苏泰州人。1945年6月转入交通大学机械系，1946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受全国学联委派常驻国际学联代表，曾任国际学联副主席。1949年后曾在团中央学生部国际组、中国青年报社、第二机械工业部、山西机械设计研究所、重工业厅、教育部外事局、中国常驻教科文代表团等部门，分别担任组长、副所长、处长、一秘、司局级干部等职务。1988年4月离休。

2006年7月18日，钱存学在北京寓所接受母校党史校史研究人员采访，讲述了参加革命工作、加入地下党的经过，重点介绍了在交大组织青年会争取学生群众，参加全国学联并赴欧洲联络国际学联获取国际声援的事迹，谈及了对交大爱国精神的理解与感悟。

在麦伦中学参加革命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后，我随父母从南京“逃难”迁居上海。途中，我结识了一位小朋友，听取了他的建议，考进了上海麦伦中学高中部。麦伦中学是英国教会在中国办的第一所中学，原名麦伦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上海继光中学。这所学校的校长沈体兰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加入了保卫中国大同盟等抗日救亡组织。在麦伦中学创建计划中，有一个科学馆的项目，由于经费不足迟迟不能实现，他毅然将位于苏州名胜古镇周庄的祖传老宅变卖，捐给学校充当建馆经费。这座科学馆至今仍挺立在继光中学的校园里。他为学校聘请的老师也都是德才兼备的爱国知识分子，有几位还是以麦伦教师为掩护职业的中共上海文委、教委的同志。

1937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批判了“左”倾路线错误之后，委派刘晓同志来到上海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刘晓到上海后化名林庚汉，他的公开身份就是麦伦中学国文教员，还兼任我所在班级的班主任，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如“学协”和“上海联”在各个班级成立的读书会、举办的跨班级或全校性的甚至校际的文艺晚会、辩论会、举办工人夜校、为难民办义卖、捐寒衣等等，给学生创造接触和了解社会实际的机会，树立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钱存学（左2）接受母校采访

麦伦中学除在课堂上以教师为主对学生系统讲解革命理论外，麦伦地下党支部还要求每个党员都要负责帮助若干位同学的课外学习。负责帮助我学习的，是麦伦地下党支部书记、同班同学施宜，他直接影响了我的思想转变过程甚至人生历程，后来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

1941年夏，我和同班同学施宜，一起从麦伦中学毕业。施宜毕业后按上级指示，考入从杭州迁来上海的之江大学，担任之江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毕业前，施宜曾问过我毕业后的打算，我表示想入党，然后当兵上前线。一天，他约我谈话，通知我组织上已同意接受我入党，并叫我补写了一个正式的入党申请书；同时对我说，之江的工作不太理想，建议我同他一起入之江大学去协助他开展工作，以后再考虑参军的问题。我同意了他的建议，和他一起去了之大，成立了之江大学学生青年会，把之江的学生进一步发动组织了起来。这期间，他通知我，这段时间之大的工作很有起色，但我本人可能有些暴露，受到了敌特的注意，为安全计，组织上决定让我去新四军工作。

从新四军到大学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苏北重建军部，刘少奇任政委，陈毅代理军长。新四军急需补充新的力量。这时组织上要求从上海调集一批人过去，党组织紧急安排我转移到苏北新四军三师的修械所工作。当时，我们三师修械所的所址设在盐城和阜宁之间海边的一个的盐碱地小村子里，主要任务是将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枪械进行修理，制造枪弹，就是把自制火药，重装到到从战场上捡回来的弹壳里；还发动群众将家中和社会上不用的废旧铁器、铁轨等，集中起来交到修械所，熔化铸造弹壳，再配上木制手柄，用自制的炸药填满，就制成了手榴弹。全所只有1台车床、一台牛头刨床和一台压床共3台机床，都是孙象涵厂长参军时从徐州带来的；由于所在地没有通电，开动机器的动力是用皮带绕在一个约一人高的大木轮，由几个身强力壮的“大力士”用人力摇。

我在兵工厂呆了一段时间，1943年日军大扫荡，我们就将机器埋在地下，人员疏散。根据政策，我返回了上海，我的好朋友林鸿荪也回到了上海。他原是我培养的一个对象，我送他去了解放区，不过他一回到上海就被抓住了，后来经过营救出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和钱学森一起搞导弹工程。他被捕后，我就不能留在上海，组织上要求我到大后方重庆去。我走到贵州的时候，正好赶上大学招生，就在路上考取了浙江大学。在浙大读了一年后，我又转学到了重庆九龙坡的交通大学，读机械工程系。在奔波迁徙中，我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重庆是战时政府的陪都，国民党控制得很严，对青年学生更是防备有加。皖南事变过后，国民党统治更加严厉，一旦发现或怀疑某人是共产党员就要抓走。在交大，国民党主要通过三青团把学生紧密控制起来。我党在重庆和其他大后方于是都停止了活动，组织上不再发展党员，原有党员也切断了组织联系。交大学生中有五、六人原先入过党，但是都没有了组织关系，即使以前有关系的也切断了，重庆交大进步学生的力量处于分散状态。比如周盼吾，当时他是学生自治会主席，是1938年入党的老同志，也是在这个时候失去了党组织的联系，成为孤零零的一个人。

大学时期的钱存学

当时，青年学生在高压之下很苦闷，要求民主、关心政治的热情不断显现。我们就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交交朋友，沟通思想，联系了一大批进步学生，引导他们共同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1946年初，重庆各界进步人士在较场口召开群众大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获得成功。我与谭西夷、杨福生、陈明煌等10多个交大学生前去参会。国民党特务破坏了正在进行中的大会，打伤郭沫若、李公朴、马寅初等民主人士。交大参会学生十分气愤，以“一群参加大会的学生”的名义，写了“抗议信”，在《新华日报》上发表。

抗战胜利后交大师生分批复员上海，我是第三批复员回沪的，先是乘坐汽车，到了宝鸡后换成闷罐车，沿着陇海线东走，一路上经过被战争破坏得赤地千里、哀鸿遍地的中原大地，又看到国民党军队对投降的日本兵还优待有加，而对自家百姓、青年学生却气势汹汹，从而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本质，提高了自己的觉悟。

我从重庆一回到上海，就马上找到了我中学时期的入党介绍人施宜。他说我离开党组织有几年时间了，按党的规定超过三年算是脱党，需要重新入党。1946年2月，在施宜的再次介绍下，我重新入了党。施宜的叔叔是上海公安局局长，他就打入公安局工作，当上了保密室的秘书，为我党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我就是在公安局保密室的办公室里重新入党的。

组织青年会，团结教育学生

重新入党后，我跟吴增亮联系上了，他把我介绍给胡国定、周寿昌、丁仰炎、孙增闳等人，他们都是交大学生自治会党团成员。我是从重庆交大过来的，主要任务是联系重庆来沪学生中的进步力量，协调两地学生之间的行动和思想。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按照在重庆时期的做法，成立了一些学生社团，还扩充了一些社团，将进步学生团结组织起来。当时社团有知行社、今天社、山茶社、青年会，等等。这样，就将两地进步学生组织起来。

1946年秋，在党组织的安排指导下，我和一些积极分子在交大筹建成立了青年会，成为团结教育广大中间学生的一个得力助手，为他们提供一个参加课外活动和接受党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的平台，帮助他们在历史的转折时刻紧紧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交大青年会不是基督教青年会，不是宗教性组织，但为了掩护，我请了上海女青年会学生部干事沈佩容来当顾问。有一次，青年会组织五四运动纪念大会，沈佩容邀请许多社会人士来校壮声势，其中有一位美国青年会的干事，叫耿丽淑（Teresa Gerlach），类似于史沫特莱那样的进步人士。虽然我们表演了不少进步节目，但是当局不敢动我们，大会主席台上有美国人坐着呢！

我还请了学校训导处的课外活动组组长邵秀琳老师当顾问。邵老师是英文教授，是个正直诚实的人，她原来在美国留学，抗战后回国报效祖国，到了重庆交大教英文，兼做课外活动组组长。当时我算是邵老师的高材生之一，和她很熟，知道她过去在女青年会当过干事，就请她当了交大青年会的顾问。这两个顾问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学生们也就放心来参加了。

当时交大青年会里面就我一个党员，后来青年会组织部长也入了党。那时候我们和党组织是单线联系，两个人就是两条线。当时组织规定在青年会里面不发展党员，会员可以在各自班级、系里面发展，比如学机械的在机械系组织里，学电机的在电机系里面，系里面有党小组。这样就算把我这个党员抓走了，也不知道青年会里面有多少党员，其他党员很安全，不会出事情的。交大青年会很活跃，活动很多，有时候在文治堂，有时候在体育馆，但是来人很多，有校内的，还有很多校外的，多得根本坐不下。只要遇到我们青年会搞晚会，全校的人都想来看，别的学校也有人来。上海学联趁这个机会就动员人来，接受教育，回去发动学生。李家镐等一些进步学生就这样先参加青年会，后来受到影响参加革命工作的。

交大青年会在党领导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中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当时交大最受欢迎的参加人数最多的学生社团之一，在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团结和教育广大同学，为进步的学生运动不断输送新生力量，壮大进步势力和孤立反动势力，把交大建成上海进步学生运动的“民主堡垒”的工作方面，成为交大地下党的一个重要助手。

1947年5月，交大学生在图书馆与上海市长吴国桢辩论（右边戴眼镜站立发言者为钱存学，中坐手执烟斗者是吴国桢）

通过像青年会这样的许多社团组织，我们精心开展多样化的活动，广交朋友，耐心说服，争取让多数学生站到我们这边，与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在后来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当中，我们接连组织发动了抗议美军暴行、护校运动、五二○运动、反美扶日运动等多次爱国活动，学生参加面广，热情高，斗争坚决，校内外影响很大。每次运动都遭到了当局的破坏与镇压，不过我们是民主堡垒，打不散，更打不跨。当时有的学校一抓就散了，而交大抓一批又出来一批，再抓一批再出来一批。比如，1947年五二○运动中5月30日大逮捕，国民党派了3000名军警，全副武装，把交大校园团团包围起来，气氛非常恐怖。当时交大一共才3000名学生，军警一下子就来了3000人，要是人数少，他们是不敢进校园的。几个特务学生拿着进步学生的照片，挨个寝室地找，结果连一个学生也没有抓到。为什么呢？我们已经团结了90%的学生，不但是学生，就连校长、院长、教授、职工，甚至连管我们的训导长也都向着我们这一边，向我们通风报信，帮助我们撤离，几乎全部都到我们这边来了。最后国民党那边可怜的很，没有多少人跟着他们，没有几个人敢出头。当时搞生活指导的邵秀琳老师，她是非党人士，完全是从爱护学生出发，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把当局要捕人的消息事先告诉我，让我赶紧先隐蔽起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邬娴容等10多名学生掩护我安全地离开了学校。

从全国学联到国际学联

1947年五二〇运动发起后的48小时之内，全国60多所大中学校迅速起来响应，覆盖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域。为了相互声援，统一行动，先是由上海学联出面，成立京、沪、江、浙、豫五个省区的学联；6月17日至19日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继而发起成立了全国学联。全国学联组织是公开组织，发动学生群众很便捷，比秘密状态的党组织领导起来快多了，地下党还要一层一层地往下去做工作。交大在学生运动、革命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全国学联组建和运行当中也是一个核心力量。当时上海学联第一任副主席是交大的丁仰炎，后来是周寿昌。全国学联的主要筹备人也是交大学生，叫史继陶，是电机系的。全国学联第一任负责人实际是交大学生，尽管学联总部名义上设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不过秘书处在上海，秘书长就是史继陶，因此可以说学联“司令部”实际上就设在交大。

1947年7月，钱存学在捷克布拉格出席国际学联理事会会议

1947年6月全国学联成立后，社会上和大学里还弥漫着恐怖气氛，国民党当局四处捕人，我们交大也有人被捕了。学联决定要派人去国外，寻找进步的国际学生组织，争取国际支援。我有幸被组织选派去执行这项重要的任务。记得是沈佩容到交大来通知我：“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将于7月中旬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已同意上海男、女青年会的推荐，由你以交大青年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代表团出席会议。”我随即向党组织汇报，党组织上表示同意，要求我同时代表新成立的中国学联参会出国，在完成了青年会的任务后，再到巴黎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去执行全国学联的任务。这时候我的组织关系已从交大转到了负责全国学联工作的上海学委副书记吴学谦同志那里。

1947年6月28日，预定动身出发的前两天，交大地下党总支委员、我的党小组长朱爱菊同志来通知我说：“根据内线情报，国民党特务已经知道了你出发的时间，准备在机场对你进行逮捕。因此，组织上决定你提前先去香港乔冠华同志处，明天就动身。出席奥斯陆基督教青年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所乘的飞机后天路过香港时，在那里接你登机，同他们会合。装资料的箱子你不要自己带，由我们另外托人带到奥斯陆去给你。”她随即把一张到香港的机票和出国护照交给了我。我打开护照一看，发现护照上除了照片是我本人的以外，名字和生日都已改掉了，名字改得洋里洋气，年龄小了一岁，生日晚了一天。原来是地下党的同志为我填表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申请护照时，为了防止被特务发觉，把我的名字和生日都做了改动。结果，在我后来的自传里便多了一个“曾用名”，而生日也就将错就错地沿用至今。

从上海到奥斯陆后，我随意翻看出席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的代表名单，想看看有没有从巴黎来的可供咨询的人。不料，在出席会议的贵宾名单中，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秘书长赫伯特·威廉姆斯的名字竟赫然在目！这让我如获至宝，一路上我就是要找这样的组织。我带着介绍信连夜去找秘书长威廉姆斯，他是个澳大利亚人，矿工出身，态度亲切，作风朴实，使我一见就对他产生了信任感。威廉姆斯接待了我，他说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是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关系，此外还成立了一些非政府的世界组织，如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和国际学联。他还告诉我1946年在布拉格成立了世界学生联合会，可能就是我要找的组织，而且世青和国际学联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也即将在布拉格开会，他很快也会去参加，让我也去参会。

我等奥斯陆会议开完会，就去了布拉格。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正在这里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的1万多名青年学生欢聚一堂。我找到了国际学联会议筹备组，他们很欢迎我来参会。我还联系上了来参会的解放区代表团，代表团团长就是蒋南翔，副团长是陈家康。我原来就知道陈家康，他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发言人，也就是周恩来同志的发言人。我带着一个大箱子到了会场，里面装满了我国爱国运动资料、报纸、照片，很多是关于学生运动的，其中不少是交大的，最主要的一张写着“交大万岁”的火车头照片。会议方帮我在会场简单办了个照片展览会，将“交大万岁”这张照片放得很大。

1949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香山接见全国青年代表及全国学联代表，左起第二人戴眼镜者为钱存学

我的出国任务是找到国际进步学生组织，并和他们建立联系，所以这个任务很快就完成了。中国的学运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特别对于半殖民地国家，当时国际学联简报搜集了很多反映中国学运的资料，我带去的资料照片也被展出。在国际学联会议上，我当选为学联副主席，兼任半殖民地国家学生局局长，主持半殖民地国家的学运工作。我一下子当选为这么重要位置，这怎么行呢，生怕做不了，担不起啊。蒋南翔就告诉说，你不是代表自己，是中国学生的代表，代表中国学运，要将位置摆清楚，你就不会害怕了。这样我就留在那里工作。当时中共中央有个欧洲工作委员会，管理并对接世界进步组织，比如前面说的世界工联、妇联、学联、青联，书记是刘宁一，是解放区驻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实际上是四大组织的中国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陈家康，代表青联；妇联的代表是陆璀，饶漱石的夫人，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我就代表学联。我们四个人成立一个党的小组。我的党组织关系就归刘宁一管，业务上通过在香港的周寿昌、史继陶跟中国国内联系，他们在香港成立了全国学联对外联络处。

1983年钱存学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次特别大会期间摄于科教文总部办公楼前交大人的老黄牛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急需大量干部与技术人员的时候，我们交大人上去了，多数是经过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锻炼培养出来的一大批学生，成为工业、科技、教育战线上的骨干，交大的作风与贡献就体现在这方面。这与其他大学不一样，交大人是踏踏实实，身上有老黄牛、孺子牛的精神。交大出来的人在高层领导位置上虽然不多，但要是到基层去看看，多少工厂厂长、总工程师，研究所所长、研究人员，大学教授、校长，很多都是交大人。在国外也是，一些重要领域中有不少交大人，都是在扎扎实实地干。这些人是中国的脊梁，是民族发展最重要的力量，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第一流的大学不是想办就能够办成的，那要有多年的积累、多年的学风。交大不追求培养领导人才，要多培养建设国家的骨干人才，他们要埋头肯干，求实严谨，做真学问，做实干家，就像钱学森、李家镐那样的人才，是交大要树立的榜样，是交大要坚持的学风。钱学森他们在那样艰苦的、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那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工程啊！我们那一批学生中有一位黄旭华，是搞核潜艇研究的，隐姓埋名几十年搞出了核潜艇。我们对黄旭华宣传得还不够。他有时候也到北京来，我们就聚在一起。还有率先倡导开发浦东的林同炎，也是交大毕业的。

我觉得，解放战争时期包括抗战甚至之前的交大地下党，给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方向，教育我们爱国，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作为一名中国人，就是要让我们国家不受欺负，能够在世界上站得住脚。就是爱国爱民，爱国必须爱民，爱民必须爱国，这就是地下党教给我们的爱国思想，学校又教给我们建国本领，这两个方面一个也不能少，缺一不可，希望母校在这个传统上下功夫。

钱存学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左起：盛懿、朱积川、钱存学、毛杏云、欧七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