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学校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陈警众（1927-2020），浙江吴兴人。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后，历任上海电力公司馈电处工程师，上海电业管理局线路管理所所长，华东电业管理局生产技术处处长，上海供电局局长，华东电业管理局副局长，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上海分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长期从事城市供用电的生产技术管理工作。2011年8月23日，陈警众在上海交大董浩云航运博物馆接受母校党史校史研究人员采访，讲述了童年与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抗日救亡种种人事见闻和社会活动，回忆了抗战期间如何攻坚克难考入在租界办学的交大，介绍了抗战胜利后沪、渝两地学生复员情况。

爱国救亡思想的启蒙

我生于1927年4月，过了8天左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我刚进小学读书时，正值1932年1月上海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的“一·二八事变”发生；我进中学时又恰恰是日本人大规模入侵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之际。可以说，我的童年与少年时期基本上都是在国家、民族内忧外患与社会动荡严重的背景下度过的。所以，我从小就耳濡目染了许多关于国家兴亡、抗日爱国的人事见闻，也目睹与听说过关于汉奸卖国的丑闻与民愤。比如1936年，我9岁的时候，还在读小学，鲁迅先生去世。送葬的殡仪馆是在上海的胶州路昌平路，我家当时住在现在的顺昌路，与殡仪馆相隔很远，我虽然也很想去，但是到不了现场，只能在报纸上看照片。当时，社会上很多民主人士、抗日志士都去给他送葬，队伍很长，实际上包含有抗日宣传的意义。从那时起，“抗日是英雄，汉奸是坏人”的思维判断就印在脑海中了。

等上了初中，关于“抗日光荣、汉奸可耻”的思想就更有印象了。记得在上海中学读初三的那一年，是1939年下半年，正值汪精卫叛国投日，成立伪政府之际。当时，上海中学有几个教师准备到汪伪政府去当官了，同学们知道后都骂他们汉奸教师。到了1940年上半年初三快毕业的时候，学校里的地下党外围组织的力量不断壮大，叫“学生界救亡协会”，简称“学协”。这个组织发动学生掀起运动，反对汪伪政权。我当时也参加了学生运动，把教室的门窗都钉起来，不让一个教地理的汉奸教师进来上课，后来又把那些汉奸教师都赶出学校。那时我虽然只有13岁，但有些道理已经很明白了。如抗日是得到民心拥护的，做人要正派，有气节。

我读中学时，上海中学有个规定：初中到高中，本校不直升，也要重新通过考试。这种情况当时是很少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校方准备在重新考试过程中把反汪伪政权的激进分子删掉。其实，说白了就是排除掉“学协”组织中的成员。这是国民党政府借反汪伪的名义来反共的手段，他们认为反汪伪的激进分子都是共产党领导与操纵的。记得当时我们班上就剔除了好几个同学，具体人名我忘记了。我开始还想不通，为什么反汪伪的同学就升不了学，他们的功课成绩还是很好的，不应该考不上的。后来进了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才模模糊糊意识到，这是跟政治内幕有关系的。

当时“学协”的同学大概看我还有些正义感，就让我也慢慢接触进步组织。从高一开始，他们就借书给我看，主要有三方面的书：一是美国共产党员辛克莱写的揭露垄断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石油王》《汽车王》，还有专门揭露黑奴制度的书籍。二是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主要从记者的角度写美国社会的一些情况。我那时只是觉得很新鲜，里面的真正含义并不太懂。我还看了一本书，是别人不太看的，叫《形式逻辑》。为什么看这本书呢？因为从中学开始，我对数学、物理比较喜欢，觉得这两门课逻辑严密。

生活书店1934年出版的《萍踪寄语》初集

由于时代的缘故，我经历了很多关于抗日救亡的人事见闻和社会活动，再加上学生时代在思想理论方面容易受到学校教育的影响。可以说，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我走向革命道路的意识已经有了初步的轮廓，但还不是很成熟，毕竟只有十五六岁，还是不太懂。但是如果要问我后来为什么一定要入党救国，其实，许多想法早在源头上就一点点地积累起来了，当时没有感觉，现在回想，的确如此。

破难攻坚入交大

在我读高中的年代，上海有两所中学的升学目标基本上都锁定交大的。一所是我们上海中学，另一所就是南洋模范中学。我从上中读高一开始，学校就明确讲，上海中学第一升学目标就是交大。当时交大每年的生源有50%以上是来自这两所中学。这两所学校相互竞争相当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已经不仅仅是比谁考上交大学生数量的多少了，而主要是比第一名有多少。应该说，两所学校不相上下，互有胜负。当然，两校同学中也有考清华的，但相对很少。因为当时在我们看来，清华带有留学预备班的性质，出来后主要是留学美国的，不是培养工科人才毕业后去工作的，即使有留学公费名额，也是竞争激烈。一般来说，上海的贫苦学生要想读理工方向的很少去清华，一般都选择进交大。而且，我们那时考交大的人都是奔着工科去的，考理学院的比较少，因为理学院毕业后工作不好找，很多都是当教师，留校的都不多，都是去中学任教的。因此，交大那时学工科与学理科的人数是严重失衡的。

我读高一时就把升学目标锁定交大，而且明确为电机系。因为那时已经知道电气化是代表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列宁讲过，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但是，众所周知，交大是相当难考的，考试题目要比现在高考难得多。我记得当时物理考试考三个小时，总共三道题。假如你之前没做过大量难题怪题，可能连题目都不容易看懂；如果你比较熟练的话，大概能做完一道半，算是非常好了。我大概做完二道半。成绩算可以的。印象比较深的一个题目是：一个半球，中间空的，像碗一样，半球中间放置四个小球，四个小球上面再顶一个小球。已知小球半径是大碗半径的四分之一，就这么一条数据。现在用手指把碗轻轻推一下，五个小球和大球都晃动起来，要求分别写出运动轨迹的方程式，不考虑摩擦力。这个题目是三道题中最难的一道，我现在已经不太会做了，但印象非常深。至于语文、英语考试，则难度更高，具体题目记不清了，大概是将一篇古文翻译成英文。这就是老交大传统中“起点高、门槛高”的典型表现。

交通大学1943年度电机工程系新生入学名册（左五列为陈警众）

我进交大时是1943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两年，交大正借用法租界爱麦虞限路的中华学艺社上课。1941年的时候，交大是借着震旦大学的部分校舍，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底，震旦的房子不借给交大了。因为法国人已经投降德国了，日本人把法国人看成同盟关系，法国完全听日本的话。所以，交大就借不了震旦的房子了。记得我们在中华学艺社上课时，教室很紧张，我们上完一节课，就得把教室让出来，跑到马路上去等，等下一节课教室空出来了，再进去上课，跟打游击战一样。那时外地来的学生根本没法安排住宿，只能自己想办法投亲靠友。如果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一般不会来交大读书的。

因为第一名的成绩，我自然成为班长。当时我年龄算小的，不知道怎么当班长。后来想了个办法，我一家一家地上门跟同学们交往，了解情况。现在看来，还是打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其次，在交大当班干部必须坚持功课优秀，成绩好是别人衡量你的第一标准。大一读了一个学期以后，结果全班就我一个人没有补考，其他人都有补考的情况，一半不到的人要补考两到三门的功课。我也从中得到鞭策，此后更注重自己的成绩，也只有成绩一直保持前列，才能连任班长，同学们才会服你敬你。

再次，当班长必须要热心，乐于帮助别人。这里举一个例子。大二年级初期，我们班来了个新同学，叫吴增亮。他本来是1946届的，比我高一级，为什么会留到我们班里呢？可能是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那时，我在政治上也比较成熟了。吴增亮一到我们班以后，就发展我入党，成为我的介绍人。当时班上还有一个同学叫徐康，后来到了解放区，更名叫洪民光，也是这时候入党的。所以，到1944年底1945年初，我们班上3名党员就组成一个党小组，继续发展其他同学入党。

在三人党小组中间，吴增亮与徐康学习基础相对差些，每逢考试前，我都要帮他们准备考试，就在徐康家里复习。徐康的姐姐也是一名地下党员，给我们单独安排了一个房间，我们都是吃了晚饭才去的。这时恰值1944—1945年抗战期间上海最困难的时候。一户人家，不管住多少人，一个月只能用几度电，电用过头就会被拉电闸的。我们每次去徐康家时，周围电灯都熄掉了，我们就在油灯下面复习备考。小考一般都不用准备，主要应付一个学期两次的中考，一次大考。当时不仅用煤紧张，油也很紧张，都是固定配给的。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温习功课用三根灯草，温习完了，11点多开三人党小组会议，用一根灯草。现在回想起来，也蛮有乐趣的。

陈警众与母校校史采访人员合影（左为盛懿，右为胡端）

沪、渝两部学生的融合

1945年抗战结束后，交大重庆部分的师生复员回上海徐家汇，跟交大上海部分（简称“交大沪校”）的同学会合后，发生了一些摩擦与矛盾。首先就是沪校学生被国民党政府说成是“伪学生”，要进行“甄审”。记得是1945年9月17日前后教育部发来的通令，不承认我们是正宗的交大学生。当时大家非常气愤，感觉又像是来了个“九一八”。当时，教育部认为交大沪校学生都在沦陷区，所以把我们当作亡国奴，甚至是汉奸。大家首先感觉是人格受辱，其次就是学籍丧失。那怎么办呢？只有自发地起来抗议请愿。这件事对于交大重庆部分学生来说，助长了他们的气势。因为他们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现在复员到上海，好像觉得自己是胜利者，是正宗的交大，大有来接收“伪交大”的味道在里面。其实，这种分裂的倾向，就是国民党挑拨出来的。虽然口头上没说出来，但就包含着这层意思，而且在行动上也有所反映。

2012年5月，交大部分地下党老同志在徐汇校区总办公厅合影（后排左四为陈警众）

其次，沪、渝两部的学生自治会分别由中共地下党员与国民党三青团员掌握。上海部分的学生自治会主席是周寿昌，我是自治会委员、学术部部长，风气很正。重庆部分学生自治会的学术部长叫丁慧凡，就是后来1947年5月在老图书馆被批斗的学生特务。据说他在校三年，没有一门成绩及格，照样做学术部长，因为他是三青团的。我曾经跟他打过交道，一起商议邀请民主人士来校演讲，但我们的意见有分歧。我提议请马叙伦，他却要请王云五，王云五当时是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掌管经济大权，完全是帮国民党讲话的，这是很明显的例子。

当时学校对两部分同学的管理政策也容易产生矛盾冲突，具体表现为：第一是宿舍问题。重庆来的同学，学校保证有住宿；上海的学生，学校全部不管。因为沪校学生是被编入上海临时大学的，交大没有责任与义务管。那为什么包括江泽民同志在内的那批学生能够安排住宿呢？因为这是国民党教育部的命令，要把中央大学的几个系并到上海的临时大学，所以校方必须负责帮他们找借住的房子，这样就借宿到徐汇中学去了。至于从上海别的学校转来读书的，也不管住宿，我们上海本地学生就更不管我们了。第二是上课问题。当时临大的学生不许坐在前面，只能坐在后排。我们班上有好几个是三青团的学生，他们要严格执行这种分别对待的政策。不管是阶梯教室，还是一般教室，我们上海部分的学生都坐在后头。“临大”结束后一段时间内，对我们的这种歧视还是存在的。后来，我们地下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才逐渐消除了两部分的分裂。

关于住宿方面，我还想讲个小故事。我们当时为了要开展地下工作，必须要找到住的地方，想了一个办法。当时的上海临时大学除了交大外，还包括上海医学院、德国医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商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我们后来就找到上海医学院，住宿在中山医院。那里有两个房间是空的，谁都不愿意去住，因为是在太平间的楼上。我们几个地下党员和一些积极分子就进去住了，差不多有近十个人。那里没床的，晚上还没电，而且对面一间大房子里还停着六具日本兵的尸体，是给医学院学生解剖用的。但我们几个人胆子都还挺大，晚上点着蜡烛开夜车，甚至看见骷髅头，都没有什么害怕的。住在太平间楼上的那段日子，我们早晨都是同进同出，主要考虑到一是联络感情，二是保证安全。

过了半年多以后，上海临时大学撤销了，我们跟上海医学院也就没有关系了，就搬出来了。这时，有些同学又没地方住了。如当时机械系有个叫马国良的，就住到上院的钟楼里面，我们都叫他“钟楼怪人”，取意电影《巴黎圣母院》里面的“怪人”卡西莫多。因为这个电影当时在上海放映时，不叫《巴黎圣母院》，就叫《钟楼怪人》。而这个地方后来也成为我们开展地下工作的据点。

2006年6月27日，陈警众（前排左四）出席上海交大庆祝建党85周年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