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 · 印迹

沈讴:无悔的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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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栉风沐雨笃定前行。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学校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感悟革命先辈和交大楷模的初心与使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与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联合设立“初心·印迹”栏目,陆续刊出交大百年党史工程党史人物口述采编的部分成果,以飨师生校友及广大社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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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讴(1925—2013),浙江嘉兴人。1940年8月在上海正行女中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工作。1943年7月考入交通大学运输管理系,1947年7月毕业,曾任交大党支部副书记、书记,党总支副书记、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上海铁路报社第二社长、上海市经委副主任、市纪委常委等职。2005年5月31日,沈讴在接受母校党史工作人员采访时,朴素而深情地讲述了自己年仅15岁便在家庭、党组织的双重影响下参加中国共产党与革命工作的经过,重点介绍了在交大求学期间与党支部成员一起发展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的具体举措与成功经验。

中学入党,那年我十五岁

我的祖籍是浙江嘉兴。祖父沈卫,自小读书用功,清末时期考中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甘肃主考、陕西学政。进入民国后,长期寓居上海,是一个有名气的书法家。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不幸去世了,我家兄弟姐妹很多,有兄妹五人,我算最小的一个。我的堂伯父沈钧儒,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王蘧常是我的堂姑父,他也是一个有名的书法家。我的爷爷从小很疼我,支持我读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那年,我进上海南洋女中附属小学读书,到1937年夏抗战爆发时毕业。1938年春,我考进了正行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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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31日,沈讴在其寓所接受母校党史工作人员的采访

我是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年我还在正行女中读书。入党介绍人是地下党员沈诒,他是我的哥哥,大我三岁,后来调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去了。记得他给我看《西行漫记》等书,我从中知道了还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存在,还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在他的影响下,我先是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学协,在校内做一些抗日救亡工作。中学入党那年,我只有15岁,说实在话,只是凭着一股爱国救国的热情。入党后,我受委派参加了上海新四军办事处的一些工作。1941年10月,我跟随党组织到苏中新四军根据地。不久,因为日伪军“清乡大扫荡”又撤回上海。之后,经过组织的帮助,我于1942年初插班考入私立新本女中读书,1943年7月顺利毕业。

中学毕业后投考交大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在中学的功课很好,毕业时同时考取了交通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等5所大学。我认为交大影响大、声誉好、要求高,在上海很有地位,所以最后选择进了交大,读的是管理学院的运输管理系。我在交大读书时间是1943年至1947年,前两年在绍兴路中华学艺社内,后两年在徐家汇校园。前二年是抗日战争时期,后二年是解放战争时期。

读大学期间,我爷爷病逝了,家庭经济状况不太好,要靠自己努力学习争取助学金。我在大学里基本上依靠助学金,但是这要成绩好,然而地下党的工作比较忙,常常影响学习。不过我有点小聪明,平时笔记记得勤,临时突击本领也好,各门功课还是不错的。我通过考试获得了申报馆的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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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沈讴填写的交大清寒学生志愿书

“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

我进校时交大就有了党支部,党员人数不多,由支部书记仇启琴与我联系,不过时间不是很长。他当时已经从交大毕业,在交大工学院当助教,已经不参加学生支部了。我后来的联系人是曹宝贞,她是大学区委地下党员,好像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

当时上级与我是单线联系的,大致是一个月一次吧,一般是在马路上,有时候也到我闸北的家中来。上级联系人知道我,我却不知道他的工作和住处。如果要调换联系人,都是预先告知碰头的地点、时间,还有接头的暗号,这些都是秘密的。要是你去晚了,过了时间,联系人是不会等候的,你也就从此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断了党的关系。联系时暗号由上面预先规定,比如手里拿一张报纸,对话时他问“某某路怎么走?”你答“向东边走”;或者他问“你是交大的吗?”“是的”。这一问一答,要是对上了,就彼此找地方再交谈。交谈时要向上级汇报,内容大体上有三方面:一是有关学校的情况,或是某些工作的开展方法;二是反映所联系学生群众的情况;三是学生中某些积极分子的表现,发展培养计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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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交通大学时期的沈讴

发展党员是一项基本任务,需要随时发展积极分子,订出培养计划,逐步吸收入党。那时候发展一个党员是很严肃的事情,要花很长的时间,有的三个月,有的半年甚至一年的考察期。考察期间,要对考察对象的家庭、社会关系全面了解清楚。主要还要看本人,学习成绩要好,思想要进步,对党有认识,有要求入党的愿望。有的人出身资本家家庭,或者自己曾是三青团员,只要他自己认识清楚了,脱离了关系,也可以发展入党的。交大地下党员李家镐就是那样一个例子。

党员对象的培养,先是要交朋友,了解情况;到了一定程度,再让看《西行漫记》或进步小说,然后彼此交谈,逐步引导对新四军、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到了条件比较成熟的时候,向他提出“你想不想参加进步组织?我们一起去找门路”;或者说“我有个亲戚你可以熟悉一下”,这样党员自己的身份不会暴露的。入党时本人要写一份申请,有的写在纸上,有的为了保密用米汤写,然后用碘酒一刷,就清晰可见了。发展一名党员要经过党支部认真讨论,有的学校没有支部就由联系人来谈话,批准后要宣誓。誓言主要是:“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主张,遵守党的纪律,愿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政策是积蓄力量,勤学勤业,交朋友。交大党的力量不强,党员只有十来人。学生群体性活动在敌人压制下也很难开展,我们就在学生中用隐蔽的方式搞一些学术性活动,还开展福利性活动,搞生活互助,等等。交大学生与其他学校学生不同,“死”读书的多,生活艰苦的多,但是都具有一定的爱国的民族观念,工作做到位的话,学生也容易发动起来,争取过来。经过我们细致工作,在交大逐渐发展或联系了一些党员,有朱爱菊、陆兆珊、徐明德、孙畹珠、叶公毅、侯英、武维尧、蒋壁厚(即著名诗人屠岸)、杨瑛等,大都是我们管理学院的学生;这样,积极分子增加了,党的力量也壮大了,这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交大党的力量有较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不少人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爱国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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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19日,地下党老同志返回母校交大,举行纪念史穆烈士牺牲55周年祭扫活动。

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

交大沪校、渝校汇合徐家汇后,学校性的学生自治会建立起来。地下党组织逐步把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争取了过来,以争取全校学生,特别是中间派学生。周盼吾、朱启瑞等进入自治会,他们在学生中享有威望,周盼吾曾经是地下党员,后因环境所迫暂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党组织的影响下,学生自治会考虑通过各种形式,为学生办实事,把中间群众组织起来。

自治会首先为学生们争取了一些生活福利。那时教育经费紧张,学校伙食很差,学生们称之为“八宝饭”,沙子、稗子什么都有,品质很差。我们把改善伙食作为学生自治会一项重要工作,许多积极分子深入到伙房,自己去买柴买菜,提高伙食质量,受到学生们的广泛好评。我们还搞了一次去苏州的春游活动,这次组织工作做得很好,参加的人起码有四、五百人之多。这是第一次把群众组织起来,群众相互间也熟悉起来,加强了学生们的团结。

通过一些运动,党组织感到光靠学生自治会组织群众还不够。1946年下半年,党支部就派党员钱存学组织了交大青年会,主要也是做中间派学生的工作,团结他们参加进步活动。开始搞青年会时,有些党员也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是基督教组织,我们不是教会学校。党支部多数党员同意要搞,就组织了青年会。青年会主要搞舞蹈、唱歌等。这些活动比较有特色,学生群众对这些活动也没有顾虑,参加面比较广泛。青年会出面开过纪念“五四”晚会,一下子把中间群众都吸引过来,这些活动搞得比较成功。此外,还注意争取同乡会、级友会、文艺性社团等的支持,通过它们把中间群众的代表也吸收到我们这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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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7月,交通大学为沈讴等毕业生开具的就业意向单位

通过自治会、青年会这些学生组织,我们加强了与广大学生的联系。我们把一些党员、积极分子挑出来做负责工作,同时也发展了一批人加入地下党。原来党的力量只分布在少数几个系科,现在各个院系基本上都发展了。比如,原来在化学系党的力量极少,这时也发展起来。党的力量的发展壮大,学生群众的联系发动,有利于接下来的各种爱国运动,反过来又在各种运动中得到锤炼,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我们进入徐家汇校园刚刚稳定下来,昆明就发生了一二一惨案,于再、李鲁连等4名师生被害,60余人受伤。全国都在声讨国民党当局的暴行,上海闹得也很厉害。于再烈士的妹妹住在上海,她打算在玉佛寺祭奠他的哥哥。上海地下党组织就借此机会搞了一次全市性的公祭活动。交大党组织一方面抓住这件事教育学生,揭露国民党反动独裁的面目,争取和平民主;一方面也发动学生到玉佛寺去参加公祭,现场接受教育。后来实际去的学生尽管不多,但留给他们的印象都很深刻,在会场上,我们交大学生丁仰炎代表学生自治会在大会上发了言;会场齐声高唱“安息吧,死难的同学”,歌词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些:“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别再为祖国担忧。你们的血照亮了路,我们将继续前进!”许多参加公祭的同学感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公祭会结束后,一万多名参会者又进行了示威游行。

接下来我们又组织学生参加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地点是在中山公园。上海很多女工人被动员来参加,她们的劲头很大,兴致很高,有的女工还是小脚呢。我们交大来的女同学还是不多,女党员们带了些积极分子去参加。会上,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到场讲了话,中心意思是要和平要民主,不要打内战,对学生群众、积极分子,甚至党员的教育意义都很大。通过参加公祭于再及纪念妇女节,交大同学开始与外界接触,突破了过去仅局限于自己一个学校的范围,对同学的影响教育一次比一次深刻。

1946年9月开学后不久,上海发生了“臧大咬子事件”。臧大咬子是一名人力车夫,他把坐车的美国水兵拉到目的地后,向他们讨要车费,竟被这位美国水兵活活打死了,凶手则扬长而去,中国的宪兵、警察都不敢过问。事后,美国军事法庭竟然宣布美国水兵无罪。此事件激起上海人的公愤,痛恨美国人在中国土地上无法无天,更感慨当局的软弱无能。年底,北平发生了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的“沈崇事件”,更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活动。1947年元月,交大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分子发起签名抗议,把美军暴行的真相向同学们做宣传,又组织1000多人参加上海学生界的示威大游行,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废除《中美商约》等。不想4月,我校数学系学生贾子干在大街上被美国人的汽车撞死了,我们就抓住抗议暴行的影响继续进行了斗争,很多同学直接到市政府向吴国桢市长请愿,结果迫使美国领事给予相应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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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元旦,交大1000多名学生参加抗暴请愿示威游行

党领导下的护校运动

在中共上海学委的正确领导下,交大党组织团结发动大多数进步学生,接连不断地开展了各种爱国民主运动,使交大成为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核心力量,交大党组织也在斗争的锤炼下不断壮大,逐步成熟,在群众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到1947年初反美抗暴斗争时,上海学委决定建立国立大学区委,交大党总支归国立大学区委领导,总支书记吴增亮调任大学区委委员,交大党总支书记由我来接任。随后,在大学区委的指导下,交大党组织又领导学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护校斗争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1947年5月初,交大发生了护校斗争。首先是国民党政府大打内战,经济吃紧,教育部要压缩交大经费,停办两个系科。我们抓住取消两个系的问题进行宣传,校园内贴满了壁报,申诉国民党一心打内战,不管教育事业,无视教员学生的利益,这激起学生义愤,甚至获得教授、校工的同情与支持。学生自治会出面组织召开多次系科代表会议,通过充分讨论,大家思想都比较明确,就是要发起全校性的护校运动,发动大多数学生晋京请愿。意见统一后,我们就发动广大学生参加,结果很顺利,有2500多名学生参加,那时全校一共是2800多人。其他组织工作做的也比较好,甚至把米、锅子都搬着带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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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校请愿队伍在校园内登上去火车北站的卡车

当局对我们晋京请愿很是恐慌,用尽各种办法来破坏我们。我们要乘车离校去火车站时,吴国桢市长急急忙忙跑过来,挡住大门口不让车子开走,并威胁说:“你们如要开车,就轧死我。”结果两个学生纠察队员一边喊着“保护市长”,一边用手臂把他一拧,就架到一边去了;同时,那边开车的司机用力把喇叭一摁,吴国桢吓得腿一软,汽车就开出校门了。他原来打电话叫全市汽车都不许租给交大,但已经晚了一着,汽车早已开到了交大,只好自己来到交大阻止学生离校。

到达北站后,所有火车都停运了,火车头、客车也都被藏起来了。同学们等了许久,没有火车可以上,情绪开始低落,我们就组织啦啦队,给大家鼓劲打气;一边派人去找车,后来同学们找到了机车,又弄来一些货车,同学们情绪重新高涨起来,大家排好队上了火车。火车由我们机械系的同学自己开,开得很吃力,走走停停,到了东站麦根路,车轨被弄去一段,只好停下来。土木系的同学们下来,在工人帮助下铺好铁轨。车又开起来,到了真如站,路轨被破坏得更厉害。车厢是货车,相互隔断的,联系不便。天色又渐渐地黑下来,天气也开始冷下来,有些车厢里面还有个别坏蛋在捣鬼,同学们情绪又开始低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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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登上火车,亟待出发

当时,情况很复杂,变化也很大,党组织对整个形势也有考虑不足的地方。这时,大学区委负责人吴学谦、浦作等同志也来到了火车站,现场了解实情,指导运动开展。我们估计火车也不能开到南京,一方面火车已没有煤,同学又不太会开;一方面国民党也决不会让我们开到南京。我们这样做,对国民党影响已很大,京沪杭交通已断绝,上海乃至全国都已震动了。后来,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紧急乘飞机赶到上海现场,他们和我们隔着河浜谈判。这时,上级党组织及时指出,在当局作出一定让步条件下,我们及时收缩。当局最终答应两个系科不停办,交大经费不削减;斗争就此胜利结束。上海市政府找了汽车把同学陆续送回学校。在护校运动中,一些党员与进步学生有所暴露,事后当局在搞黑名单,加强了镇压,发生了零星的被捕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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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8日,沈讴就填寄交大校友人物表致函党史校史研究室

五二O运动

护校斗争不久,就是5月下旬的反饥饿、反内战斗争。那时内战加紧,大学生生活困难,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于5月20日首先发起斗争,遭到了镇压,就是“五二O”事件。我们派了同学到南京了解情况,回来后教育同学,筹备发起反饥饿、反内战斗争示威游行。我们做了两根半大油条,说明我们一天的伙食费只值二根半油条。

5月25日夜里,国民党派军队来包围交大,进入校园抓人。当时,学生自治会原来准备在上院文治堂开会,但文治堂窗门低,军警容易进来抓人。后来改在上院114号开会,有些进步同学在里面。有一特务卞岫云放爆竹为信号,门外军警听到爆竹就进入校园,冲到114号准备抓人。军警正要冲进去时,里面立刻把门紧紧地关起来,挑出身强力壮的人把守门口。徐家汇警察局局长带头用斧头亲自来劈门。纠察队员罗友在匆忙关门时被关在外面了,被警察抓住恶狠狠地打了一顿,打得很厉害,头破血流。以后等伤治好了后,头顶上还长不出头发。特务拿尖石头从窗外扔进来,用钉棒头往窗内的同学敲打,许多同学被尖石头掷伤;有的代表跳出窗门外,就被当场捉住,有的被打伤。有一个同学叫路远,头被劈开,鲜血直流。后来,许多同学前往医院慰问路远。

这时,有人敲响了钟,惊醒了所有住在学校宿舍的学生,他们都从床上爬起来,手拉着手,包围住上院,把特务包围在里面,形成反包围圈。里面的同学关了灯免得被特务掷伤;外面的同学们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一直就唱着这支歌。后来又大声呼喊:“代表们放心,我们一定保护你们”。这使代表们感动到眼泪都掉下来。这时,会场内就开了灯,主席宣布会议继续进行,作出了决议。同学集体去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同学。结果,同学们有些是当场释放的。第二天,交大学生群集大草坪,提出“大家一起坐牢去”,还在图书馆公审了特务卞岫云。

五月底,军警继续抓人,我们就集中住在体育馆。国民党飞行堡垒包围交大好几天,我们已连着三天不敢出来。当时情况是很紧张的,许多人想办法躲,有人躲在教授家,有人跳出竹篱笆离开了学校。其实,事先地下党员李家镐从他的父亲、上海教育局副局长李熙谋那知道了交大的黑名单,早来通知了。暴露的党员和进步学生已经离校了,没有捉到。但是党的力量遭到了削弱,离校的都是自治会负责同志,一共有18人。他们走后,我们把他们的照片贴出来,用此来教育大家。此后,学生大会上又选出吴振东来负责学生自治会。

“五二O”后,我因其他工作离开交大。后来又回来参加毕业考试,以后就离开了交大,继续参加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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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31日,沈讴(中)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左一盛懿,右一王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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